【编者按】

疫情还在世界蔓延。数亿人隔离在家，尽管在狭小的空间里每日焦虑，但都期待着明天会好起来。在这些人中，作家可能天然适应这几十天甚至数月的禁足生活，他们的日常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在隔离时期，他们也在记录着这段历史，这段人类日常生活的例外日子。澎湃新闻与中信出版·大方合作，邀请世界各地的知名作家，刊发他们的“疫期笔记”，一段来自“隔离时期的作家问候”。

大卫·克兰迪

当然，这些天我想念很多东西。我想念理发店和电影院。我想念咖啡馆和图书馆，想念在陌生人中静静阅读的时光。我想念朋友们，但也非常想念独处的时光。我家里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们也失去了很多。他们被困在家里，天天和父母待在一起，他们得尽最大的努力才不会勒死自己，对此我很感激。

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有新的担忧。我的父母都80多岁了，虽然目前在家里很安全，但他们在社交方面也与其他所有人隔绝。他们住得很远，对Zoom（常用于视讯电话、即时通讯和商务电话系统的电脑软件）的了解甚至比我还少，所以我尽量都给他们打电话。我的兄弟在抗疫一线工作，虽然他的状况很健康，但我知道他感染病毒的几率很高。我89岁的岳父患有心脏病，不久前，他的病情迅速恶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的妻子不得不在两种选择中择其一：要么抱着最好的期望让他在家休养，缓解他的症状；要么冒着风险把他送往蒙特利尔的急诊室。蒙特利尔现在是疫情爆发的中心。我还有一位深爱的姑妈，她上个月刚进入一家长期护理机构——在加拿大，大多数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都是在这类机构里出现的。

实际上，我个人非常幸运。与很多作家不同的是，我今年没有出版书籍，但辛苦写作了这么多年，我突然发现，此时此刻想要推广书籍让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到变得极其困难。我在大学教书，现在也还在继续上网课，所以跟很多人不同，我并没有突然失去收入来源。我住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该省在“拉平曲线”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译者注：指病例不再有明显增长）。春天来了，樱花也开了，在小心地保持社交距离的前提下，人们也可以到户外散步。街上的汽车少了，我感到空气变得别样清新。尽管这里发生了毁灭性的生命损失，但加拿大全国正在努力挺过这场危机，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宝贵的事实是，我们的大多数领导人至少偶尔愿意听取专家的意见，尽管这是远远不够的。

我的思维已经不像这场危机之前那么灵活了。但我每天都在努力地思考和写作。

我的书大多是关于穷人、流离失所者和被剥夺权利的人们的经历。我不禁注意到，这些人正是现在在疫情中受害最严重的人。尤其是在美国，绝大多数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出自黑人工作者，这些人最有可能是一线工作人员、护理人员或病房清洁工。由于历史上根深蒂固的贫困和歧视造成的许多卫生方面的壁垒，这些人更容易受到病毒的侵害。在加拿大，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黑人、原住民和其他一些群体——也面临着同样不同程度的威胁。比方说，当你实际上没有一个家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在家里安全地自我隔离的。

新冠肺炎并没有光明的一面，但或许，不论人们遭受了多少痛苦，任何危机都能提供给人们教训。对我来说，它教给我的是，我们的世界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一起努力才能生存下去，渡过难关。当然，这是一个古老的教训——也许是人类最古老的教训——尽管现在我们可能有机会再次学习它，并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规模上应用它。新冠肺炎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免受人类自身的影响——我们作为人类的根本弱点、我们灾难性的短视，以及我们在压力下的合作能力。从今天起，我们都需要更好地照顾彼此。

大卫·克兰迪（David Chariandy），加拿大作家，1969年出生于多伦多，现为西蒙弗雷泽大学的文学教授。2007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吸血女巫》（Soucouyant），该作品入围了包括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加拿大吉勒文学奖、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在内的十个文学奖项。《兄弟》（Brother）获得了加拿大罗杰斯作家信托奖，入围了2017年吉勒文学奖，中文版由中信出版·大方出版。。克兰迪致力于描写加拿大黑人移民的生存状况，探讨种族、阶级、身份和归属感等社会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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