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轻视历史,一定会性格软弱:三峡文物保护追忆

轻视历史,一定会性格软弱 :三峡文物保护追忆

王军

读毕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郝国胜的新著《三峡文物保护研究》,已故考古学家、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组长俞伟超先生的话语回荡在我的脑海:“无论如何,三峡文物的保护与抢救工作都必须严格按照专业规程来做,不这样做,就是对文物的破坏。我们不能因为时间紧张,就降低专业要求。我们文物工作者有决心做好三峡文物大抢救这篇文章,我们已别无选择,否则,就将成为人民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正是怀着这样的使命感,1992年三峡工程上马之后,全国近百家文物保护机构的数千名文物与考古工作者,密集于峡江两岸,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三峡文物保护工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在基本建设中制定了大型文物保护规划,“先规划、后实施”的文物保护工程,诸多经验需要总结。作为俞伟超先生的助手,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成员郝国胜先生二十多年如一日,奋战在三峡文物保护的第一线。他撰写的这部《三峡文物保护研究》记录了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历史过程,从保护措施与保护成果、工程管理体制与管理机制、规划的论证与审批、保护观念与经费概算等方面,对三峡文物保护工程进行了总结,避免了国内学术界对文物保护工程疏于总结与研究的遗憾,体现了一位文物工作者的历史担当与良知。

搬迁复建在湖北省秭归县凤凰山上的三峡古民居 杜华举/摄

诚如《三峡文物保护研究》所记,在三峡文物保护初期,人们对文物的不可再生性还缺乏认识,对文物保护还缺乏长远观念。这使三峡文物保护一度面临巨大挑战。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细致普查,三峡文物的分布状况及其所包蕴的历史信息锁在重重迷雾之中,这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与决策造成影响。

1994年3月,由俞伟超先生任组长的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成立。在此前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近30家科研单位和院校的专业队伍进入三峡库区开展文物调查、勘探、测量和试掘。1996年5月,共31册280万字的《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建区文物保护规划》完成,确定需要保护的文物点1282处,其中地下文物点829处、地面(含水下)文物点453处。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信息的三峡文物清单浮出水面。

人们看到,三峡地区约从10万年前开始就是人类的一个重要活动区,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建区可考历史上溯旧石器时代,并由此顺延新石器时代及三代以降各历史时期,而且是古代巴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三峡地区过去从未找到确切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而此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多达50余处。考古工作者首次在巫峡以西找到属于另一种文化序列的3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找到双堰塘、李家坝、中坝等多处与古代巴人有关的大型遗址。这表明三峡是中华古文化的一个重要分布地区,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为古代中国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见证。

三峡工程一经批准开工即进入倒计时蓄水状态。按计划,2009年三峡工程竣工之后,最终蓄水位将达175米,632平方公里的陆地将被江水吞没,而其中正有三峡古文化最重要的分布区域,文物保护必须争分夺秒。可是,围绕保护经费的论争,使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的审批历时4年,困难重重。规划组在编制规划报告时获悉,在已经确定的三峡工程水库移民补偿总投资中,文物古迹保护被列入“专业项目改建、复建补偿投资”项目,投资额“估列3亿元”。而规划组根据普查结果确定的保护经费总额是19.8亿元。

“经过文物调查,证明估列的投资经费不足。”郝国胜先生在《三峡文物保护研究》中追述:“但是,正是这‘估列’二字,体现了留有余地,为实事求是地解决三峡文物保护投资问题保留了窗口。”

三峡库区出土文物西汉玉璧 汪永基/摄

而为争取这个“余地”与“窗口”,规划组与文物保护专家们付出了巨大努力。《三峡文物保护研究》记录了其中的曲直,包括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成员谢辰生先生上书高层,请求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当规划迟迟不获通过时,他着急上火,与56位知名专家联名上书,希望尽快通过规划,多给文物保护留出些时间。在评审规划的会上,已是耄耋之年的谢老第一个发言,当言及有些文物已遭破坏时,他哭了,哽咽之声倾注了他对文物的爱,倾注了多保护些文物的期望。”

1995年至2000年,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对三峡文物保护进行了跟踪报道,俞伟超先生多次接受我采访,以深刻的洞察力指明三峡文物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积淀的珍贵价值。他倾尽全力为三峡文物请命,为保护经费寻找来源,锲而不舍,鞠躬尽瘁。

“愿天下有情人珍惜祖先们经历的历史沧桑,尽可能地把这批宝藏抢救出来。”1998年,俞伟超先生在《三峡地区的古文化》一文中写道,“在我们国家,地下到处有古文化遗存,如果全要保护,势必无法进行工程建设。但如果一味破坏,一个忘掉或者轻视自己历史的民族,一定会性格软弱,精神空虚,没有理想,只知追求物质享受。不要以为得到的物质享受丰富就一定强大、愉快。人所需要的物质享受,如果得到基本满足却被人讥笑为没有文化自尊心,恐怕只会羞耻难忍。”这些话语今日读来,依然振聋发聩。

在三峡文物保护成果展上拍摄的出土文物——汉代交趾俑

《三峡文物保护研究》深情追忆了俞伟超先生为三峡文物保护拼搏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情况。2003年,俞伟超先生逝世前扶病听取三峡文物保护工作汇报,先生双眼噙满泪水,勉强支撑起身体,用微弱、喘息且沙哑的声音倾力说道:“祝三峡文物保护工作进展顺利,取得圆满成功!”

2000年6月,《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建区文物保护规划(保护项目和保护方案)》通过审批并印发执行,最后确定需要保护的文物点为1087处,保护经费约10亿元。随着该项规划的实施,文物保护成为三峡工程的一大亮点。作为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参与者,郝国胜先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特别是文物保护最艰难时期,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他是规划组办公室负责人,不但要全面掌握三峡文物信息,及时跟踪文物保护动态,还须与工程部门保持沟通、协调,既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底线,又要周旋于文物保护与工程建设的各项矛盾之中。俞伟超先生逝世后,他继承先生遗志,全力支撑规划组的日常工作,为三峡文物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同寻常的三峡经历,使这部《三峡文物保护研究》的意义不同寻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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