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人间后视镜

采访、撰文|阿民

编辑|章鱼粥

脱下工作服，换上粉色衬衫和蓝色西装礼服，陈克兴走进了隔壁的排练室——一间推拿房改造的8平米隔间，准备开始直播。

崭新的西装上缀着亮晶晶的锆石，然而对他而言，在网上找到这件衣服时，只能看见一点模糊的蓝。读屏软件给他念了衣服的细节尺寸，他觉得合适，就下了单。

他天生眼盲，只有些光感。

准备上播了。仓促间，陈克兴找不到自己的墨镜，临时借了一位女推拿师的来戴。

“墨镜是女式的？”有人问。

陈克兴说：“直播的时候，给人看见眼睛不好看，不太好。”

在直播的一个半小时里，除了偶尔互动、连麦，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弹唱。

读屏软件一刻不停地播报着跳出的留言。“不好意思啊‘雨文雨滴’，刚才听错你名字了，欢迎进来。”“你们是不是也能听到读屏软件的声音呐？”

手机里的陈克兴并不清晰，拍摄角度甚至无法框进整个人。普通人用几秒钟就能调准的镜头，他只能凭感觉勉强摸索。

这是陈克兴做推拿师的第6个月，早10晚10，每天工作12个小时。

而到了晚上10点以后，陈克兴则转换成为贵州折耳根乐队的键盘手。唱歌、弹琴、在直播里感谢老铁，推拿房成了他热闹的午夜场。

1 

相较于那个文雅的学名“鱼腥草”，折耳根的叫法则属于在西南长大的人。

乐队里，四个贵州人，一个云南人；四个盲人，一个健全人。取名的时候，思来想去，也许没有比折耳根更适合他们的象征了：长在土里，深不见光。

10月，乐队第一次在快手开直播。所有人都戴着耳机，唯一没有眼疾的吉他手彭万海会在电话那头，负责给大家念直播间的留言。“我们来不及看公屏，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多发几次。”吉他手杨志对着耳机话筒说。

他们知道，除了才艺表演，主动跟观众聊天互动也是很重要的主播法则。但他们总没办法及时地跟进直播间的人打招呼，这被他们归结为涨粉不快的原因之一，很苦恼。

看直播的人还可以通过公屏随便点歌。但不是所有的歌都能被满足，因为折耳根记不住歌词，更没办法现场看。鼓手陈昌海最遗憾的就是这一点：如果能看见就好了，就能唱更多别人点的歌了。

不播的时候，晚上就是乐队固定的排练时间。除了彭万海是一位外卖小哥，其他四位成员的主业都是推拿。在按摩床旁边呆了十几个小时之后，排练是他们一天中的高光时刻。

排练前，大哥陈昌海都会先和其他成员聊几句一天的情况：“今天生意怎么样啊？”“你做了几个钟？”

白天的际遇有好有坏。差的时候，一天下来只有一位客人上门。干推拿没有底薪，按一位客人拿一份钱。

但不论当下是否如意，只要乐器一响，五个90后的西南男孩，就会暂时忘掉繁杂，热热闹闹地进入他们的民谣世界。

曾经，要练习一首新歌，吹奏手杨林需要先扒一遍盲谱。学许巍的《蓝莲花》，他会用刻盲文用的格子板和针锥，花一个小时，扒一个盲文版的简谱。然后边摸着谱，边学着在笛子上腾挪。

更难的技巧，盲谱搞不定，则需要老师手把手地教他。手指怎么摆放，一遍遍听音模仿。一首吹奏曲学下来，要踏踏实实的一个月。

五六年过去，为了节省时间，杨林不再扒盲谱，而是和其他成员一样，只靠听，一小节一小节死记硬背记下来。时间久了，一首流行歌，大家凑在一起学两三个小时，也够。

“不懂音乐的人，才会觉得是因为我们看不见，耳朵就变得更敏感。”陈克兴说。他从不相信“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这样的励志文学。

那扇窗，得自己造。“跟普通人一样，做乐队的，长时间地用耳，耳朵才会听到更多。”

乐队还排过许巍的另一首歌《曾经的你》。没有歌里需要的电吉他，他们改改和弦，也拼凑出了一首民谣版本。杨林的竹笛，是乐队跟别人不一样的音色，加在歌里一推，“可以可以，这很折耳根。”

有时任务重，排练会持续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早上10点再准时出现在推拿房。

2

对于杨林来说，推拿谈不上快乐，也不痛苦，就是打一份工。

“没什么职业成就感，能缓解客人的疲累当然很好，但只要经过培训这谁都能做。”可他吹了14年的笛子了，坚持到现在，这不是谁都能办到的。

一条狭长的走廊，五六个小房间，四五张并列排开的按摩床，几盏白炽射灯，就是推拿师们的办公室。窗户开在走廊的另一侧，推拿房里就很难照进来自户外的光线。

对于平时热衷嘻嘻哈哈的陈克兴来说，那是一天当中最能让他静下来的时刻。推拿时他极度专注，站在按摩床边，两只手交替着在客人身上捻揉按压，感受着他们的骨骼、经络乃至肌肉的松紧度，思绪随着双手的移动游走。

陈克兴最希望能把客人给按睡着，“说明是真的舒服了。”他用“不讨厌”来形容这份工作，而那是他为数不多能有些满足感的时候。

陈昌海是他们当中干推拿时间最长的，或许也是唯一一个在日夜两种模式中，都能获取自我价值的人。

白天在推拿房里，陈昌海是老板。但熟客来了，他也会下场按摩。凭借着五六年的推拿师经验，他一上手，就能通过肌肉的松紧度、皮肤的光泽度、体温和呼吸频率，认出面前的客人是谁。曾经有一个熟客隔了两年再来找他，陈克兴还能记得他身上哪里痛，需要什么手法。

晚上在乐队里，陈昌海也同样是一个统筹者的角色。他常带着生意人熟稔的社交能力，招呼着乐队眼下的迎来送往。

相比其他成员，他更懂得如何结交资源，如何向人推销着乐队未来的发展规划。采访中一边聊着自己的故事，一边也不忘添两句“还要请您这边帮忙了”“这方面看以后我们能不能合作一下”。

杨林会喜欢跟客人聊聊天，“不聊天，推拿的时间其实很无聊的。”陈昌海也会聊，有时还会特意把话题往乐队引一引，客人们也都听着新奇。聊到兴头上，一不小心还会超钟半个小时。

陈克兴上钟时不爱说话，但他的熟客正喜欢他这一点，双方默默不语，时间无声地淌过去。

没有客人的时候，推拿师们通常会听听小说，聊聊微信，下下象棋；乐队成员们则会走到隔壁的按摩房里，摸一摸笛子，弹弹琴，有点声响。

听说陈克兴从深圳回贵阳从头开始学按摩，很多朋友都不相信：走南闯北见过了世面，唱歌也能赚点钱，怎么会甘愿再来推拿？

但对于陈克兴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决定。“起码是我自己选择的路。”虽然他也清楚，这其中有多少无奈的成分。“很多盲人都是没办法了，只能来走。”

推拿久了，腰肌劳损都是常事。另外，由于长期用力按压，推拿师的大拇指容易变形，发扁，往上翘。手部皮肤也会因为长期摩擦而变得粗糙。所以结束工作后，大家都会将双手放在热水里泡一泡，缓一缓。

行情好的时候，杨志一天曾经创下接待17位客人的记录。一个月下来，能收入三四千元；但如果生意惨淡，就只能拿到一千多块。但和街头卖艺、接驻唱零活相比，这已经算是比较稳定的工作了，不用担心丢饭碗。

有时候，结束一天的工作，陈克兴站在店门口，也会叹气。“你看这按摩一个小时才几十块钱，如果好好搞搞直播，赚的会多。”

但转念一想，推拿或许已经是生活中自己最能掌控的事了，是保住生活的底线，便也不再抱怨。

3 

他们不是没有想过要改变这样的命运定式。

杨林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遇见笛子，是在不到5岁的时候，有一天舅舅来家里探亲，带了笛子吹给他听，“跟仙乐一样。”

到了盲校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贵州神纳姆乐队现在的吹奏手谭毅。老师吹的第一首曲子，是《扬鞭催马运粮忙》，很热闹，一幅全民欢腾送公粮的景象。那是他第一次摸笛子，冰冰滑滑的，让他想起家后的一片竹林，很亲近。

自那之后，他的时间就献给了竹笛。为了学习更好的音乐，他在盲校毕业之后，当了一年半的北漂，边卖艺边拜师。

除了找老师上课，杨林大部分的时间都专注在练习上。他住在安贞桥附近800块一个月的地下室里。闹钟4:50响，吃个早饭，走路20分钟，正好赶到6点公园开门。一整个白天，除了午饭吃个盖饭，他都待在公园里吹笛子。

到了下午4点，杨林就会坐公交，到人流量更大的雍和宫、鼓楼区域，站在公交站台、十字街头，卖艺赚钱。

一个月卖艺能赚两千多块，除去基本开销，存不下什么钱。但能从小城来到大城市，听来来往往的繁华，学更好的笛技，杨林并不觉得苦。

十几年的积累下来，杨林早已对笛子是个行家。但在贵阳，他要想当个普通的笛子老师，都找不到门路。

他能明白普通人的心理。“确实也是自己眼睛看不见，谁家要有了孩子，能放心拿到我手里教吗？”

他知道，无论他们是否已经具备了当一个乐手的素质，但眼盲的现实，让他们依旧离音乐行当很遥远。

陈克兴在深圳飘荡的日子里，则更直接地面对过冷遇。

他试过去酒吧应聘，但哪怕同去的人没有他唱得好，酒吧老板也不会选择他。“他会觉得我做生意体体面面的，招个残疾人来会不会不吉利？”

在深圳，尽管陈克兴曾被经纪公司看中，当过签约歌手，看上去已经完成了既定轨道的突围，但他依旧不快乐。

有了演出，公司规定只能让他唱两首固定的原创曲。每一次上台，完成任务一般的唱完。没有演出的时候，则要去公司打卡，朝八晚六，更没了创作的生活土壤。

在经历了一次失恋后，进入人生低潮期的他开始想要结束漂泊。相比在深圳做个外乡人，家乡贵州则更能让他以最快最便宜的方式，重拾生活。

尽管在外混得都算不得成功，但回到贵阳之后，他们还是发现了自己与其他盲人的不同。

从贵阳走到大城市，那时导航功能还不够全能，坐公交、打车，他们全凭一张嘴。时间久了，面对陌生人也能很快熟络起来，很健谈。

每次在朋友圈晒乐队出去演出的照片，也总有盲人朋友留言，很羡慕他们能到处走一走。

而更普遍的情况是，很少有盲人能像他们一样，四处闯荡。

在他们的经历中，盲人群体通常无法像普通人一样接受从小学到大学的系统教育，也缺乏同社会进步相链接的职业教育。而贵州的盲人教育相比其他区域而言，则又要落后了一大截。只有推拿，在这里有匹配的教育资源，并能获取职业认证。

陈昌海曾经上过一次给盲人开的电脑培训班。“老师就跟你说说这个键是什么，那个键是什么。最后下来什么都学不会。”在他的观察里，很多身边的盲人连OFFICE、收银系统都无法掌握。为了吃饭，都只能学习推拿。

“盲人特别希望能有人带他们出去玩一玩，但他们怕给别人添麻烦。”杨林说。因为长期走不出去，他身边的一些盲人朋友只能越来越封闭。“他们跟不太熟的人交流，总是怯怯的。”

缺乏同外界交流的境地，使他们更容易放大命运的缺陷。陈克兴还记得，即便是有时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了，也会轻易触发一些人自怜自艾的情绪。“他会说我下辈子再也不做盲人了，哪怕做牛做马也行啊。”

但对更多的人来说，时间久了，也就慢慢习惯了黑暗围成的圈，不再想着要再跨出去。

4

乐队推出的第一首原创歌曲，叫做《弹珠珠》，由陈克兴作词作曲。

我家门前有条河

背后是山坡

山坡上有我们读书的小学

夏天一来咯

我们就下河

洗澡洗到太阳落

星期六去弹珠珠

星期天去揪麻雀

躲起猫猫找都找不着

老鹰抓小鸡

还有板纸壳

一不小心就砸到他的脑壳

他家妈来骂我

挨刀砍脑壳

我心头难在们找不到人说

这首歌是陈克兴对儿时乡村生活的一次记述。在那个贵州小山村里，他和同伴放了学下河游泳，到树上揪麻雀，玩弹珠，是他最快乐的童年时光。

而在那之后，记忆中则更多是不开心的事。

在陈克兴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原本的山村因为修水电站，全家不得不搬到新的镇子。离开了儿时伙伴，没有熟悉的人，陈克兴一度长期宅在家中，少与人交流。

随着年岁长大，陈克兴也愈发对眼盲带来的境遇变得敏感。

他记得小时候跟哥哥姐姐起了打架吵架，父母总是会站在兄姐的一边：你现在打他们，看你以后不靠他们你怎么弄？

而在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总感受到家人隐隐约约的不欢迎。于是他总会拿着碗，一人坐在一边默默吃完。

新家的邻居们也会指指点点：你家这个儿子眼睛看不见，以后可怎么办？

“我心头难在们找不到人说”，写的正是他从前的孤独。

在陈克兴的回忆中，父母对自己做过最温情的一件事，是在十几岁的时候，突然给自己买了一架100多块的塑料电子琴，相当于一家人一个月的开销。

那是陈克兴第一次碰键盘。那个下午，他一个音一个音地凑，慢慢弹出了自己喜欢的网络歌曲《两只蝴蝶》。

后来，凭借着音乐的技能走出家乡的陈克兴，很少回家。

所幸，当了歌手上了电视，陈克兴让家乡的人看到，他也能掌控自己的人生，与家乡之间的隔阂才慢慢开始消解。

2019年上半年，父亲身体不好，陈克兴回乡探望。回乡路上，他和妈妈一起坐在一辆车上，同乡们扯闲天，夸他妈妈命好，孩子们孝顺又有出息。

陈克兴听到妈妈回答：“其实我对克兴还是很愧疚的，从小到大也没能照顾好他。”

如今回看过去，陈克兴说，他也能理解父母当时的做法。毕竟自己先天条件如此，不能强求父母一碗水能端得平。

“说实话这样讲也是自己骗自己，但你不能永远活在过去，要向前看。”

这些往事，也为陈克兴带来了很多创作的灵感。在他加入折耳根后，这支乐队也有了更多能出去演出的原创歌曲。从《弹珠珠》《绽放光芒》，到彭万海创作的《爸爸妈妈》，他们拥有了更多属于折耳根标识的音乐作品。

最近，神纳姆乐队还帮他们做了一首充满贵州方言趣味的歌曲《耙耳朵之歌》。在播放当天拥有了2万多的点击，乐队好像看到了走上正轨的盼头。

回顾乐队成立以来所有的演出，他们最记忆深刻的，是今年9月在贵阳南方公园live house的那个舞台。那是一次真正属于乐队的演出，没有助残的主题，没有公益的严肃，来听歌的都是折耳根乐队的粉丝，其中也有不少他们相识多年的盲人伙伴。

陈克兴记得，那场演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杨志唱的《蓝莲花》。音乐响起，全场熄灯，粉丝们纷纷打开了自己的手机。

看见眼前一片模糊的手机射灯在照亮全场，陈克兴很开心。那一刻，台上台下的同路人都走出了推拿房，来音乐里相见，共同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