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年级，有了读报的兴趣，时常路过一家报社的报栏，看副刊上的诗歌，也想写诗。在街道工厂做工的母亲每天带回一大堆计件的零活，做到很晚，不明白我为什么瞎忙。我说：写诗。如果登了报，说不定一次赚的钱比你一个月的工钱都多。这当然是小孩大话。倒是老师知道了，让我负责编写班上的墙报，也就让我的习作终于有了发表的地方。

一天下午，我在教学楼走廊上被一个人突然拦住去路：我看到了你写的诗。

各班的墙报，在教学楼入口一侧，没有什么人注意。想不到竟然被他看到。他比我高一年级，小学是我们学校少先队大队长。全校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他：他从来没有课本，作业本都是用到处收集来的纸片装订的；不管天晴下雨，热天冬天，总是打着赤脚，裤腿勉强遮住小腿肚，上身穿着大人的衣服，又长又大，皱巴巴的。进了中学，除了长高了，还是老样子，还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我一直单相思似地崇拜他。他突然找我，让我不知所措。

那天晚上，我像一只怯生生的小狗似地跟着他，在街上走到半夜。大街上巳阒然无人，只有路灯沉默的光亮和梧桐树寂寞的“沙沙”声。我噤若寒蝉，始终摆脱不了最初的惶惑。

你喜欢写诗，跟我一样。不过你那样的不是诗，诗并不是标语口号加上个“啊”字就行了。当然，大诗人也有拿标语口号写诗的，不过从那样做开始，他就不是诗人了。

接下来他说了一大串名字：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惠特曼……知道吗，因为跟一个贵妇好，拜伦被赶出家乡，就是你现在的年纪。他扬起脸，“嘎嘎”笑起来，在空寂的街上特别响亮。

这样的夜行后来越来越经常。一个又一个我从没听过的诗人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像水一样汨汨流淌。我无法跟他对话，只能老老实实听着，尽最大的努力记在心里。我的文学理想就在这种怯生生地聚精会神地聆听中一天天成长。

有一次他掏钱买票，我们一起看了电影《漫长的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对强权的抗争，失败，流放，重逢，终至于生离死别。蔚蓝的大海，忧郁的灯塔，西伯利亚黑暗的雪野上孤独的驿站和马灯，在狂暴的大风雪中渐渐消失的马车和绝望的呼号……

我泣不成声。

我们最后走出影院。大街渐渐恢复了安静，他一直默默走在我身边，忽然说，我念诗你听。

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

我健康，我自由，

整个世界展开在我的面前，

漫长的黄土道路可引我到我想去的地方。

……

我照例是呆呆听着。他念的是惠特曼的《大路之歌》。我有一点明白：《漫长的路》《大路之歌》其实就是人生的路，人生的歌。

初中毕业，我去了—个远离省城的农场独立谋生。在我带的书里，好几本是他的，上面的空白写满了他给一个同班女孩的情诗，那女孩后来转学了。

两年以后，我与他在庐山脚下的一座城市邂逅。当时我在一家商店的檐下避雨。一个人浑身淋得透湿，却依然慢悠悠地在雨里走着。他忽然发现了我，跑过来，劈头问：“你下乡怎么不告诉我？”

好像我们分手。只是头天晚上的事。

“如果是我，决不会下乡。”

他皱着眉头看着我。我咬紧牙关，什么也说不出。两年，从省城到乡村，我已经完全成熟。两年很短，事情太多，说不清不如不说。

雨声很响。我想着两年前与他的一次又一次夜行。

此后我再没有见到他。过了将近二十年，我回到省城，他已经埋在了他插队农场的一个小山坡上。高中毕业，他还是下乡了。

在我的写作生涯开始之前，他最早在我心里种下文学的种子。他像传奇般遥远，又像兄长般亲切。他和他的诗，他的笑声，他所拥有并使我一直向往的一切，成为我永远的财富。（陈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