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猛进碑
●蔡登山
知道简又文应该是很早以前的事，但到了二零一九年才兴起要编他文集的念头。首先是在该年七月到香港参加书展时，好友林先生告知有简又文的未刊日记（其实应该是在广东文献馆的工作日记），紧接着台北的查时杰老师告知有简又文的回忆录《重生六十年》，又经香港的潘惠莲女士告知此回忆录发表于何处，于是我终于把它的全文找出，当然还同时找到更多他自述的文章，而这些都没被蒐集出版单行本过。
对于我这有“史料癖”的人，没把它出版真的心痒难受，但要出版就必须联系其家属。热心的潘惠莲告知三年前香港许礼平先生和简又文的儿子简医师见过面，于是马上和好友许先生联系，在一天中由电邮而微信而通电话，八十四岁在旧金山的简医师，侃侃而谈，谈猛进碑、谈武侠名家梁羽生（简又文的学生）、谈父亲的种种，谈上海的家“斑园”，他还发给我多张照片。一下子我似乎和简又文距离很近，除了太平天国研究专家外，我感受到活生生的一位学者的各种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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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又文（1896－1978）字永真，号驭繁，笔名大华烈士，斋名猛进书屋，祖籍广东省新会县。一生多彩多姿，跨足政、军、学三大领域，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用力甚勤，终身不懈于太平天国的研究，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太平天国全史》与《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两部大书，从纵横两个方面收罗了有关太平天国的绝大部分史料，而其所发议论亦有不少独到之处，被学界公认为当代太平天国史的权威。
在晚清数十年中，太平天国的史迹和史料被视之为禁忌，焚毁破坏得荡然无存，许多重要的文献、文物甚至被外国人带到他们的博物馆中。例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学者萧一山从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带回多种太平天国印书及有关文献，而学者王重民在英国剑桥大学发现太平天国官书十种，这些都成为日后研究太平天国极重要的史料。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鼻祖，首当推巴色会（即今日崇真会）教士韩山文牧师（Rev. Theodore Hamberg），他早在一八五四年就据洪秀全的族弟，太平天国领导人之一的洪仁玕述辞写出《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currection）出版，这书是研究太平天国初期历史最重要的史料，最为可信，简又文说他曾搜寻十余年而未得。
直至八十年后（1934）他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同事洪业（号煨莲）敎授以英文原本交其翻译，他改题为《太平天国起义记》，于一九三五年出版。其后他将译文及以前译著有关太平史料之作九篇，汇编为《太平天国杂记》，这是他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第一本著作。其实简又文研究太平天国的起因，始于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神学的时候，得到老师的指导和提点，以致终身以研究太平天国为志。
一九六五年简又文综合他先前所写的《太平天国全史》和《典制通考》，以英文写成《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一书，一九七三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发行。该书在英语世界影响极大，一九七五年荣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The John K. Fairbank Prize）。但中文版没有在简又文有生之年出版，而迟至2020年10月才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并由美国历史学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为其作序，而其实史景迁是简又文的后辈，并是直接受到简又文影响极大的学者。自一九七零年起，简又文陆续将所有蒐集珍藏多年的太平天国的史料、文物，寄交给耶鲁大学图书馆珍藏。
影响所及是史景迁教授率先充分利用了简又文的资料，然后又亲自到广西金田等地做实地调查。最后以其生花妙笔写成名著《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于一九九六年出版。这也是简又文让其研究材料继续为世人所用，无私无我而遗爱人间的另一种方式！令人敬仰！
简又文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文章中说道：“假如我有机会将历年翻译过的散文收拾起来，编印成书——《太平天国硏究集》，将可成为太平史专著第十种。但年事已高，精神能力有限，恐难作此梦想了。人世间，往往得不到十全十美的满意的。”他这个遗愿我终于在四十三年后帮他完成了，我编这本《简又文谈太平天国》是非常重要的书籍，也是简又文晚年对太平天国的最后论定与考辨。在编这书之前我从没想过黄旭初和简又文这两人会有任何交集，但在一九四二年秋，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曾聘简又文为省政府顾问，邀约考察太平军史迹及整理史料。
简又文继而亲到太平军起义地金田等十三县，作实地考察及调查，并抄录各私人与省立图书馆所藏有关太平战役的文件、函牍、诗文等资料，一一加以考证，写成《金田之游及其他》一书，并由黄旭初作序，用省政府编译处名义出版。晚年黄旭初和简又文都寓居香江，一九六四年简又文又完成《五十年来太平天国史之研究》长篇论文，他不忘感念二十多年前老友黄旭初对他研究上的协助，于是寄上此小册，其中亦提到当年之事。黄旭初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回函称赞：“昔司马温公以编年体作《资治通鉴》，又有刘邠、刘恕、范祖禹诸通儒硕学助其事，历十九年而杀青。
今先生以个人精力四十年光阴，成四百万言三编巨著，两者之难易，相去远矣！弥纶一代成真史，其价值实超《通鉴》而上之。旭对此伟大工程出力尚不及挑土运石之微，而大笔乃纪功不遗毫末，与有荣焉。”其中三编巨著当指《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及《洪秀全载记增订本》（又名《洪秀全史传》）。可惜的是这封信在简又文去世后，连同许多文件信函都流落在外，并不在后人手中。承蒙香港友人从收藏者手中拍照给我，为纪念两位我所景仰的史料工作者，并志此一段因缘，我将此信收入我编的书中，也是珍贵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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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又文不仅是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也是广东文物的专家。他在香港举办过广东文物展览，出版过三大厚册的《广东文物》专刊，后来又出任专案成立的广东文物馆的馆长。他说他早年常与大江南北文艺之士交游，如高剑父、黄君璧、易大厂、邓秋枚、王秋湄、吴湖帆、黄宾虹、徐悲鸿、黄潮宽、陈抱一、简琴斋、刘海粟、傅抱石、倪贻德、李宝泉等人，时相过从，寖而立大量搜藏书画之志愿，而专以古今广东名作为搜藏对象。
但他从不以买卖商品的观点出发，而是以研究广东文化史为宗旨。他说：“欲以所得为文献资料，从而考究其一代一代之演进迹象，以明其文化成绩在全国文化史之地位与贡献”，因此他的收藏是以“真”品为最要，虽残破，或漫漶所不顾也。
因此他说：“历年所至之处，多向和；箇中专家、斲轮高手、画坛前辈，虚心请教，求其助力，且多看各家藏品，多读文献书籍，以资观摩、比较、搜讨、或互相讨论，求得到自下断论焉。此则研究广东文献之重要条件也。”当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说：“他的广东书画鉴藏，厚古而不薄今，从汉至元之金石到明清书画墨迹，直到二十世纪的新国画，甚至包括与简又文同时的‘岭南画派’、广东‘国画研究会’和其他有名的书画家作品都在他研究与收藏的范畴。这就使得他所垂注的广东书画发展史保持着难得的完整性与延续性。在广东书画研究方面，简又文可谓筚路蓝缕，与汪兆镛（1861—1939）的《岭南画征略》相比，各有千秋，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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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岭南画派不能不提及高剑父（1879-1951），他是近代史上一位极具重要性的艺术家，也是现代岭南画派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更可以大胆地说，没有高剑父便没有今日的岭南画派。而如果没有简又文可能也不会有高剑父，简又文与高剑父的关系既是友朋，也是艺术赞助人与艺术家的关系。他不但在财力上给予高剑父大力支持，同时也不断地写文章对高剑父做深入的研究。例如高剑父最早刊印于上海审美书馆一九一六年八月《新画选》第一辑内最初题为《骤雨》的画作，在当时和高氏许多作品一样，显得并无出众之处。但当高剑父把这幅作品赠予简又文后，简又文发现了这幅作品所具有的深刻含义，并根据画意作了一首诗云：
风悲雨泣天为愁，辔勒之下无自由。
生机剥尽剧可忧，剑父所以描骅骝。
雨雱霈兮风飕飗，狂嘶长曜凌湍流。
进则生兮退则囚，夺奔前路毋回头。
吾之幸福吾自求，无罣无斑驰九州。
大华烈士为之讴，天之骄子此骅骝。
高氏在一九三五年夏天的一段款识中写道，“风雨骅骝，予十年前旧作也，又文老弟最所欣赏，因以题赠”，由《骤雨》而改名为《风雨骅骝》，我们不能不说高剑父受到简又文此诗的影响，而当《风雨骅骝》为简又文所收藏后，它的能见度大大地提高，除了参加南京举办地个展外，简又文为此写了不少文章，如《革命画师高剑父》《题剑父先生名作<风雨骅骝>》《高剑父画师苦学成名记》来谈高剑父和这幅画，屡次刊载在《人间世》《逸经》《永安月刊》等重要杂志上。
而高剑父早期的老师居廉（1828-1904）和其堂兄居巢（1811-1865）这“二居”的最早研究者，也是简又文。另外清代人物画家、岭南画坛怪杰苏仁山（1814—1850；或说1821－1861）他的作品散落民间鲜为人知，三十年代，张大千无意中买到一幅苏仁山的画作，高兴之余在裱边题跋云：“苏仁山，粤人，其画流传甚少。写山水湿笔淋漓，于马夏外别具一种风度；间用浓墨枯笔，则又似版画。”而简又文也是较早发现和研究苏仁山的学者之一，他以自藏的苏仁山作品，勾稽索隐，写出《苏仁山其人其艺及其思想》长文，对后来苏仁山因此而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其肇始之功，功不可没。
简又文凭着兴趣、交游和学养，系统地收藏了逾千件明清广东书画以及岭南画派创始人的代表作，其中包括过百件高剑父的作品。然而他不同于其他收藏者是“玩古董”“玩字画”，争奇斗艳，或用以牟利贩卖。他是用以做研究，他说：“先将苏仁山作品百六十三件摄影（黑白），同时刊印拙著《画坛怪杰苏仁山》一编。
继则以拙藏百品开‘苏仁山画展’一次。其次则以拙藏居巢、居廉全家作品（计居巢一家四十件，居廉二百十余件），及高剑父兄弟作品（剑父百零三件、奇峰二十三件、剑僧五件）全部摄影（彩色及黑白各一份）。合计苏、居、高三家，总数达五百四十余件。”他总共花了三十余年在此广东书画的收藏上，而其目的在完成《广东书画鉴藏记》的写作，出版后又写有《补遗》，一生研究尽在于斯。而他也考虑到全部藏品的适当处置和永久保存的问题，于是他在一九七三年愿以极优的价格转让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收藏。该馆首任馆长屈志仁教授深明这批藏品的重要性，特与慈善家北山堂利荣森博士发起募捐，最终得以悉数购藏于香港中大文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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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广东书画外，简又文对于岭南的金石碑刻也全力搜集，其中被称为简又文的传家之宝的“刘猛进碑”就是其中之一。简又文后来甚至把他的书斋命名为“猛进书屋”，出版“猛进丛书”，可见他对这块碑的重视。
这块碑石为隋碑。广东现存的隋碑共有四块，以刘猛进这块碑石最早。“天南金石贫”，广东能保有这一块碑石，它的珍贵就在此。它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出土于广州市西北郊之王圣堂（曾属番禺县）。此碑初为叶谦所得，后归钦廉道台四川人王秉恩所有。王氏对此碑极为珍视，曾邀汪兆镛、叶昌炽、曹元忠等学者耆宿为其考订。民国十年（1921）王死后，其子王文焘将石让与寓居上海的广东顺德人曹有成，曹曾任广州七十二行商报撰述，誉满羊城。曹得石后不久病危，又将石让与在沪经商的广东中山人甘翰臣。抗战军兴后，甘氏去世，一九四八年简又文有事赴沪，得冯自由介绍，甘翰臣之女甘恕先便将该石及三十多件广东文物交简又文的“斑园”收藏，简又文后来携归广州，此时该碑离开广东已三十七年矣。
他曾撰有“陈碑归粤记”记其得石经过。一九七二年寓居香港的简又文，写信给在广州的女儿简华玉，嘱其将家藏刘猛进碑捐给广东省博物馆。该碑碑文无记载立碑时间，简又文著“刘猛进碑”考证为隋大业五年（609）十一月立。他并将历年诸家雠校、考订及诠释文义之成果，一一分析比较，加以整理，附以论断，完成上下两篇，上篇为有关碑石本身各方面之考证或说明，下篇则为碑文之诠释。简又文说：“其中驳文、讹字连篇，全缺或半缺之字不少，义理不可解之句尤多，此盖六朝碑文作风，诘屈聱牙。”因此他逐字斠识，逐句推究，又尝与书法家王沅礼（壮为）、陈如白两君共同商讨，而通篇意义，亦大致了解。该碑记录了刘猛进祖籍，祖、父名及任职情况，以及刘猛进任官情况，还有陈、隋间广东历史地理资料，在广东碑刻中是十分宝贵的。
对于此碑，简又文说他窃自立愿：“决不以此碑转让别人，亦不遗诸子孙，将必捐赠于适当的文化机关，植之公地，一如王氏原意，俾此天下之宝，成为公有，由是必可集公众力量以保存之，维护之，并且永为吾粤金石之光与文献之荣焉。”简又文这种以收藏为研究之用，并利用这些文物来完成他的论著，晚年又捐给公家单位或大学文物馆，决不藏私，让书画文物能让后人更进一步地研究，此种精神是世间所少有的，更是值得彰扬的！
作为一名享誉国际的太平天国研究专家，他又用三十余年的业余时光从事于广东书画文物金石的研究，而且是硕果累累，这是让我们对他不得不佩服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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