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作为明清时代的一支重要社会经济力量，不仅创造了万里茶路、百年票号和持续500年的商业文明史，而且以一代财雄巨贾的集群式发展，执全国内外贸和金融服务业之“牛耳”。他们曾以利赖九州、汇通天下的气势，垄断近代中国金融汇兑业长达一个世纪！
山西商帮独特的崛起、兴盛、辉煌之路和耐人寻味的经济文化现象，在晋商步入衰落、终结、断代的近百年中，曾引起国内外史学界、政商界、文化界、金融界以及业界精英和社会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他们从多角度、多层面展开的晋商文化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也为今人和后人认识晋商、了解晋商和进一步研究晋商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与论著。
晋商文化在我国商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其精髓表现在六个方面：
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念
山西人受孔孟之道影响，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庙、关庙，很多关庙由山西商人所建。关庙作为祀奉关云长的地方，之所以被山西人百般信崇，均在于“信”、“义”二字。
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
博大宽厚是晋商文化的底蕴所在和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利眼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增强友谊，在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方面展现的大家风度。太平尉家在明末清初还是封建行店的土财主。雍正、乾隆时期，尉家家主尉佳瞄准江、淮、山、陕“民稍宽厚”的有利环境和两湖、安徽丝绸丰收的有利机会，从山、陕收购铁、盐、皮、羊、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贩运丝、茶转销内地，由单一经营发展为多种经营，由商业投资转变为金融投资，逐步扩大了银号、钱庄的经营业务。号铺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扬州、苏州、杭州等富庶地区，鼎盛时期可“日进万金”。尉家兴旺的另一原因，是重视精神价值，对待店徒，平等宽厚，薄利厚薪，实行人股三七或四六分红。为安定号员思家心理，每年派出尉家戏班，按每天一号巡回演戏慰问。
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
表现在经营管理上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太平王家从清初王太来发家，到王协于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癸卯科考中举人，是王家的鼎盛时期。王协在乾隆南巡时，承办接驾差务，礼遇和珅，宽待同僚，在奸相专权的夹缝中危襟独洁，容忍共处。还在两淮捐输军饷，取得“恩加十三级，晋资政大夫”的官衔，从而跻身“官商”职位，获得兼事经商的合法地位。王协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从河东盐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成为乾隆、嘉靖时期全国著名富豪。而王协经营的河东盐业运销，抵制了“洋商”染指山西盐务的企图，维护了河东盐业产权和税赋收入，因功获得乾隆的封赏。王家虽屈事朝廷，委于权势，但能以一家之力，沟通盐运，便利商民，互通有无，实利地方，乃兼容并蓄之精神在商界的体现。
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晋商信奉“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他们不乱交友，需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婉言谢绝。既然“相与”，必竭力维护，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曾因濒临破产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万两，后改组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未发生倒闭。1929年大盛魁发生危机时，王掌柜派人送去两万银元，好友认为此款无法归还，劝其三思，王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的雪中送炭，天亨玉早完了，那里还有天亨永呢?”票号经理李宏龄著书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
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一方面，各国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开始倾销洋货，国内洋货充斥;另一方面，国人大呼变法革新，民族工业步履艰难。尤其在晋南，因商行经营思想守旧，商品滞销，抵挡不住洋货的渗入。如何振兴固有商业，利用商业积累资金，发展新型民族工业，制约洋货(洋务)泛滥，求民族工业之存在和发展，就成为商界爱国人士的共识。
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
清末民初，国事日非，外受列强侵略，内遭军阀割据。既要解民生于倒悬，更要抵制洋货的泛滥，成为当务之急。二三十年代，晋南各地洋布、洋面、洋烟、洋煤油、洋火柴以至洋画、洋书等洋货，充斥市面，洋商、洋号，随处可见。太平杨家在此时刻，以振兴民族工商业，抵制洋货为己任，挺身而出。杨世堂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接管杨家号务后，目睹洋商廉价收购西北皮、毛、棉、麦以及金、银、鹿茸、麝香、红花等土产和贵重药材，摄取大量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