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由《小说选刊》杂志社主办的“让小说走进人民”系列活动走进山西汾阳杏花村。著名作家、评论家刘醒龙、王跃文、素素、王山、王干、杜学文、黄跃华、王国平、米米七月、杨遥、李昌鹏、蒋殊、陈佩香、李晓晨等参加采访活动。《小说选刊》杂志社汾酒集团创作基地挂牌成立。采风团一行莅临汾酒集团，煮酒论诗、共话清香、佳作迭出！今择取其中的部分文章陆续刊出，以飨各位看官。
《酒乡处处见酒香》李晓晨
“三杯竹叶穿胸过，两朵桃花飞上来”。从山西杏花村回来，这句话就一直在我心里绕来绕去——美人小酌微醺，然后面若桃李，心旌荡漾，于人于己都是莫大的幸福。这也是我虽不胜酒力，却也偶尔愿意喝上几杯的缘故，小酒下肚，人恰到好处的轻松迷离起来，再不管天高地厚、沧海桑田。
各种酒中我最少喝的是白酒，只是偶尔拗不过旁人的哄劝才勉强喝几口打发过去，我当然品得出好酒的好，也喜欢几口下去的迷醉，只唯独不愿忍受入口时的干烈、灼热和呛辣。于是在杏花村汾酒厂，劝酒就成了一个重要主题，来到中国白酒诞生的原点，喝少了都是对祖宗和好酒的不敬，更何况滴酒不沾。
车刚进杏花村地界，一股醇厚浓郁的酒香已随风飘来，“这空气多少度的？”我问。“你多吸几口，看看会不会醉”，有人打趣。同行一人直说肠胃不好，言下之意这次就不能喝了，司机不紧不慢操着一口山西普通话说，“胃不好就多喝几杯，竹叶青包治百病。”满座皆笑，这一车男女老少估计是都逃不掉一顿大酒了。
所谓大酒，其实一点儿也不粗暴野蛮，山西人劝酒的作风和汾酒一样给我留下了相当文雅智慧的印象。酒杯各不相同，谜面也内有乾坤，一套仿竹叶造型的酒具四分之一关节处烧成隔断，主人敬酒时道是“举一反三”，一正一反喝下等于喝了五六杯,还有颠三倒四、七上八下、九九归一、十全十美，各有各的喝法和讲究，总能让人在不动声色、不分前后鼻音的厚道里宾主尽欢。
那日喝的是汾酒的原浆酒，是用来调制各个系列的基酒，一口下去，辣是辣，但不呛喉咙不刺鼻眼，中正醇香，后味回甘，立马醍醐灌顶；又尝了竹叶青和玫瑰汾，前者略带中药的苦涩，后者则满是玫瑰的甜腻，相较而言我还是更喜原浆的口感——够劲道，有分量，不矫情，不故作姿态，就像山西人一样。
在当地随便遇到的本地人温和敦厚得几近笨拙，在道观里小心用刷子掸去壁画尘土的老人家，修复壁画时一笔一划都透着思量；问起杏花村讲个不停的农妇，说话抑扬顿挫得有些费劲，但怎么都要把知道的全告诉你；自办刊物记录县里历史文化的中年男人，弄一点钱都补贴到刊物上去了，他们看起来有种古拙坚韧又真挚和善的品性，像我熟悉的山西人一样，我以为，酒和人是相通的。
记得袁枚在《随园食单》里写道，“既吃烧酒，以狠为佳，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他之所言“烧酒之至狠者”应该和我说的“有分量”大同小异，酒拼的是口感，人活一辈子要紧的也是品性和质地。
晋人傅山是山西的骄傲，几个月前我在北京画院的一个展览上看到他的字画，其人其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傅山的字带着浓重的晋人风骨， 在杏花村申明亭，我又看到了傅山的真迹，据说这也是杏花村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想当年那傅山有天喝高兴了在此题了一句“得造花香”，这四个字现在刻在那儿潇洒飘逸如飞龙在天，当地人说琢磨来琢磨去也不大明白具体所指，尤其那个“得”字更是难解其意。我想，他大约是酒至酣时被一阵清风送来的气息所触动，其间花香酒香难以分辨，就留下了这四个字。
同行有朋友猜测，此处的“得”念成dei，如此一来就变成了汾酒需有花的香气的意思了，这么说大概也通，只是今天当我触摸到申明亭里那眼冰凉的古井时，已经很难想象他当年带着醉意大笔一挥时内心泛起的酒意和豪情了。而傅山当时所书的那首诗——“长夜梦不成，到处野草生。斟酒尽善村，寄意在申明”，内里又蕴藏着多么深的无奈和悲凉。
据说，竹叶青酒也是傅山调整配方后所得，后人评价他“学不如书，书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乍一听有些莫名其妙，细一琢磨还真是内敛、精妙、实至名归的褒奖之辞。
好吧，本来想说汾酒，可却被傅山拐了去，实在是因为山西的文化有一种深远厚重、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古语有云，敬如在，礼将周，在晋人地盘上行走总有一种“敬如在”的执念——敬天地万物，如有神在，你知晓所到之地的博大深邃，是即便一杯酒一块砖也可述说千百年的流传。
这里有酒，但不只是酒。汾酒后来走遍了中国，串联悠远的历史。清光绪年间，宝泉益酒坊诞生；1915年，义泉泳的落成实现了中国白酒历史上最早的资本运营，明清时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山西的酒坊里获得了新的生命。山西人以他们中正醇厚并善于谋划的方式将汾酒打造成今天的模样，随汾酒一起远播流散的还有属于此地的晋商文化。
在汾酒博物馆，“人吃一口锅，酒酿一眼井，铺挂一块牌”的模式依稀可见，阎锡山的经营策略言犹在耳，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宴菜单上汾酒赫然其中。更有趣的是，喝惯了绍兴老酒的鲁迅竟然也好这一口，甚至专门带了学生来一尝这北地之酒，认为“南绍北汾名不虚传”。山西人冀贡泉在应许广平之邀撰文回忆鲁迅时提到，“鲁迅虽为绍兴人氏，却独喜喝汾酒，我多次特地把鲁迅所喜欢品尝的山西名特产杏花村汾酒赠送给他。”
当然，从这里我读到更多的是冀先生自己对汾酒的钟爱之情，客人前来拜访并赠以汾酒，主人无论如何都会有如此致意，鲁迅似乎也没有表达出几分特别的情感，但这一段文坛往来却平添了些许故事和趣味，也成为后人对于鲁迅先生的一种想象。所以从这里看来，一部汾酒的历史也成为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旁证了。
道理就是这样的。在博物馆里陈列的各种国家宝藏中，酒器绝对是不可忽视的一类。山西博物院里那只著名的“愤怒的小鸟”不就是青铜酒器？那尊商代鸮卣被浇铸成两只猫头鹰相背的样子，透着典型的属于北方的审美。
商晚期时，善饮之人就是拿起这样的酒器对饮、吟唱、祭祀，酒神降临的时刻，人们在艰难的劳作征战之余喘息片刻，载欣载奔，晋地出土的酒器想来大半都曾汾酒飘香，多少年后，“愤怒的小鸟”不知怎的被埋进土里——那喝酒的人去了哪里，那酒的味道又飘散至何处？
顺着长廊细看，汾酒的瓶子也几经变化，体现出那个时代的审美。记得有人还专门写文章回忆汾酒的包装，最惦念的竟是大约30几年前极简约清亮的“手榴弹”，据说这种包装“标贴美观如邻家之淑女，瓶盖之牢固、之简洁如古宅之门锁”。
于是，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在那满墙的瓶瓶罐罐中寻找“手榴弹”的影子。这样的寻找很有意思，看每个都像，每个又都不像，只能反复比对以求探查出蛛丝马迹。终于还是找到了，其实也是普通的样子，但我却觉得收获颇丰，大约，得到满足的不仅是纯粹的好奇，更是终于走进朋友的记忆之中的默契与慨叹吧。
作者简介：
李晓晨，文艺报新闻部记者、编辑，青年作家，文学评论家，文笔细腻，有众多作品见诸于各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