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探原》

【英】韦廉臣 著

张洪彬 校注

459页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8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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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廉臣的生平

韦廉臣画像

本书作者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年12月5日—1890年8月28日），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福尔柯克（Falkirk），曾在贸易公司工作，之后进入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学习，完成人文和神学教育后，1855年被英国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至上海传教，其妻伊莎贝尔·韦廉臣（Iasbelle Williamson）也同样作为传教士被伦敦布道会一起派往中国。随后，韦廉臣主要在上海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工作，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宣传基督教神学，并编译了《植物学》一书，于1858年由墨海书馆出版，该书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植物学著作”。

1858年，韦廉臣因病返回英国休假治疗。1863年又被苏格兰圣经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派往中国传教，他先在浙江活动，因苏格兰圣经会在山东烟台，随后前往烟台并长期在那里活动。在此期间，他与妻子一同游历了北京、辽宁、黑龙江、蒙古等地，考察风土人情并散发《圣经》，并曾到中朝边境发售《圣经》及其他基督教材料。韦廉臣著有英文两卷本的《中国北方游记》一书，其妻著有英文《中国古老的大道》一书，记录了他们的游历。1869年，韦廉臣的弟弟、同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的James Williamson，在天津附近被杀害。当年，韦廉臣返回英国休假。1871年，因为他关于中国的著述，韦廉臣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871至1883年间，他作为苏格兰圣经会的代理人常驻烟台，并与苏格兰长老会保持密切联系。

1874年8月，烟台长老会传教士开会，倡议在华的长老会传教士建立更为广泛、密切的联系，韦廉臣与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1829—1893）、海雅西（Jesse Boardman Hartwell，1835—1912）被推举为筹备委员。经过几年的联络和筹备，1877年5月10—24日，第一次来华传教士大会（the Conference of Missionaries）在上海成功举办。在韦廉臣的建议下，会议成立的文字工作委员会（Committee on Literature）提议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要替当时各教会学校编辑出版学校教科书。第一届（1877—1885年）委员会主席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韦廉臣被选为6名委员之一，并在1878年接替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担任秘书，直至1890年去世。

1883年，因为健康原因，韦廉臣再次返回苏格兰休假。1884年12月，他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发起成立了中国图书和圣经协会（the Book and TractSociety for China）。该协会提供了一大笔资金，以供在上海购置印刷设备，促进基督教书籍的传播。1886年，韦廉臣返回中国，在上海开设印刷厂。同年，妻子伊莎贝尔去世。1887年11月，韦廉臣联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和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等人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直译为“在中国人中间传布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学会”），会址在虹口熙华德路（今长治路），以公司形式运营。会员全为在华西人，除传教士之外，尚有供职于外交界、金融界等行业的人士。韦廉臣出任同文书会首任总干事，为实际负责人。1890年韦廉臣去世后，慕维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等人先后接任同文书会总干事。1892年2月，同文书会中文名改为广学会，英文名称保持不变。同文书会出版了大量书刊，是晚清知识分子接受新知识的重要渠道。1890年8月28日（光绪十六年七月十三日），韦廉臣因病去世，享年61岁，葬于烟台毓璜顶外国人公墓。其墓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被毁，现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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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探原》与晚清的自然神学

就目前所知，除了前述以英文出版的《中国北方游记》之外，韦廉臣的著作主要为中文作品。从形式上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发表于各期刊的文章，一类为辑译的专著；若从内容上看，其中文著作主要涉及宗教教义与科学知识，而且大部分作品同时包含了宗教教义与科学知识，最重要的作品《植物学》和《格物探原》均是如此。实际上，宗教教义与自然科学知识的混溶，在晚清传教士著述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格物探原》 清光绪六年（1880）木活字印本

长期以来，因为受制于科学与宗教二元对立的思想预设，许多人认定科学越发达，宗教就会越衰弱，乃至衰亡。但是，让人困惑的是，如果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乃至于是非此即彼的话，那么志在传教的晚清传教士为什么要在中国传播科学知识？惟有超越宗教与科学的二元对立框架，才能就此问题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熊月之在论及《格物探原》时，曾以“宗教为体，科学为用”来概括其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但体/用的表述仍稍显模糊，有待更为准确的概括。笔者以为，要准确把握晚清传教士著述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抓住“自然神学”这一概念，并追溯其思想来源。自然神学，尽管有人认为它甚至可以追溯至耶稣诞生之前，但它主要还是作为基督教神学的一个分支来理解的。自然神学认为人在接受上帝的启示之前，亦可通过观察上帝所造的大自然，加以理性推理，了解到上帝及其品性、旨意。有学者更简明扼要地指出，自然神学就是“从世界的秩序和美中推测上帝的存在和智慧的实践”。需要强调的是，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与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在历史上是有明显区别的概念，自然宗教“通常用来指把自然本身视为神圣的泛神论学说”，而自然神学则正好相反，“起初（现代通常仍是如此）是用来指通过基于观察到的自然事实来论证上帝存在的做法”。因此自然神学是基督教神学的一支，而自然宗教往往是指对基督教构成挑战的泛神论（pantheism）。

受益于牛顿的机械论宇宙观，自然神学在17至19世纪的欧洲思想界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使得基督教无须与自然科学为敌，可以与时俱进地更新其宇宙观念；另一方面，在当时它也可以让科学显得严肃、重要，且能缓解与传统道德观念、宗教权威之间的紧张。威廉·佩里（William Paley，1743—1805）的自然神学著作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极为流行，是自然神学鼎盛时期的代表。其著作原创性不强，但清晰通晓，在举证方面注重选取时人熟悉的例证（比如代表着当时顶尖科技的钟表、轮船等），因而流传极广，影响甚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时代潮流。其代表作《自然神学》初版于1802年，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有无数个版本，仅在英国就有50多个版本。在面世后的数十年中，它不仅是基督教培养牧师的必读书，在一般的大学教育中也是基本读物。有学者认为该书是英文自然神学著作中的代表性作品，为一个时代的人设定了标准，塑造了至少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观念。

李善兰 韦廉臣合编《植物学》

日本学者八耳俊文曾论及，威廉·佩里的自然神学在晚清传教士中影响甚大，丁韪良《天道溯原》、韦廉臣《植物学》、韦廉臣分期刊载于《六合丛谈》的《真道实证》、韦廉臣《格物探原》等文献均渗透着自然神学的精神。孙邦华先生也曾简要论及晚清传教士的自然神学。王文兵《丁韪良与中国》一书有较大篇幅涉及丁韪良的自然神学思想，其中着重介绍了丁韪良《天道溯原》一书的自然神学思想及其影响。晚清传教士如何处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论列最详的是胡卫清教授所著《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一书。刘华杰教授在一篇考察韦廉臣《植物学》的自然神学思想的论文中，提出了相当有启发意义的看法。他批评我们今天往往以后设的科学观念去理解历史上的科学观念，因而许多科学史研究总是力图打捞历史文献中的“科学价值”“科学含金量”，而同时力“去伪存真”，对其中的宗教、“迷信”的内容，视而不见。他指出：“传教士从来都有自己的目的，这一点无须多说。我们不能因为今天人们喜爱科学，在他们的活动和作品中就只看到科学，不能因为不喜欢宗教而想从其中简单地把它分离出去。”他提出，类似于《植物学》这样的历史文献的定位，与其说是自然科学著作，不如说是“科学-自然神学”作品。实际上，“在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之前，在西方国家，自然科学与自然神学结合在一起是正常状态，分离反而是反常”。

在晚清诸多的自然神学作品中，《格物探原》恐怕是篇幅最长、最具系统性的一种。其写作时间也甚长。早在1857年，即首次来华的第三年，韦廉臣就以《真道实证》为题发表了部分章节。韦廉臣1855年到达中国后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主持墨海书馆工作的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主编了一份月刊《六合丛谈》，该刊出版发行时间为1857年1月至1858年6月，共出版15期。该刊第2号开始连载韦廉臣的《真道实证》。兹列各章标题如下：《上帝必有》（第1卷第2号）、《万物之根是上帝非太极》（第1卷第3号）、《上帝莫测》（第1卷第4号）、《上帝自然而有无生死无始终》（第1卷第5号）、《上帝唯一不能有二》（第1卷第5号）、《上帝无不在》（第1卷第7号）、《上帝无不知》（第1卷第7号）、《上帝乃神》（第1卷第8号）、《上帝万物惟上帝是主》（第1卷第8号）、《论性》（第1卷第9号）、《论性》（第1卷第10号）、《灵魂说》（第1卷第11号）。对比《真道实证》与《格物探原》，可以发现《真道实证》各章节后来被完全整合进《格物探原》了，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扩充。此外，在《六合丛谈》各期英文目录中，“真道实证”对应的英文标题正是Natural Theology（自然神学）。总之，据此可以认定，《格物探原》的写作最晚始自1857年。

自1872年起，《教会新报》开始连载《格物探原》第一、二卷。1874年，《教会新报》更名《万国公报》后，继续连载该书第三卷。据刘广定先生考证，《格物探原》的第一个单行本出版于1876年（光绪二年），为上海美华书局的三卷本，前两卷依照威廉·佩里和布里奇沃特系列论著写成，第三卷据M′Cosh的The Methodo fthe Divine Government一书写成。此外，1877年《万国公报》报道，日本天皇特许刻印《格物探原》一书。次年，日本出版了五卷中文本，该书附有日本学者中村正直（1832—1891）、山内贲所撰两篇序言。而本次整理时，所据版本为1880年六卷本，繁体竖排，扉页印有“光绪六年岁在庚辰活字板印”字样，未注明出版机构，但疑为墨海书馆出版，因1889年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刊登《墨海书局各书价目》，第一种即是“《格物探原》，六本，洋九角”。

自然神学的思想贯穿全书始终。该书“凡例”中第一段中就说到“今所著书，正如小儿对客指点堂室陈设，使知主人之荣耀耳”，已经很清晰地点出了全书的写作思路，正是典型的自然神学进路。再如全书第一段中，作者自陈“欲人知世间凡物内，各有意义存焉，有意义，必有无量无限之主宰，创造之，措置之，则上帝是也”。世间万物各有意义，意即各有其目的，这也正是自然神学中包含的一个要素——目的论证明。紧接着，作者用的轮船类比也是自然神学中典型的例子。其论证步骤如下：首先，轮船各构件各有其功能（目的）；其次，各构件之间构成完美的适配关系（秩序），且精美异常（美）；第三，一艘显然具有目的和秩序的轮船，必然有设计者和制造者，且其设计者和创造者定然有很高的智慧和能力；第四，把这种逻辑平移到世界与造物主的关系上：我们所处的世界，各种事物也各有其功能（目的），事物之间构成良好的适配关系（各极宜人），世界必然由造物主创造而成，且其造物主必定具有极高智能，对世人充满仁爱。该书包含的天文学、地理学、博物学、解剖学、物理学、化学等知识，在当时的西方也代表着相当前沿的科学知识，对于晚清国人来说更足以当作了解科学新知的上佳途径，因此自然神学著作，在晚清有相当多的读者，有的纯然是为了其中的科学知识而去，有的则更多为了其神学论证。基督教自然神学中，宇宙是绝对的被创造物，并不具备原初的自我生成能力，其存在势必需要被追溯到一个外在的造物主。这样的宇宙，与牛顿范式的机械宇宙观是甚为相似的，宗教与科学在自然神学中能够较好地整合在一起。这种格局，将随着达尔文主义的兴起，而发生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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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神学与中国天道信仰的对话

作为基督教自然神学的一个文本，《格物探原》一书不乏与中国天道信仰传统的对话。我们可借此了解双方的异同，进而更为准确地把握天道信仰传统的一些基本特征。作者开门见山，在“凡例”中就表明了对中国天道信仰的态度和立场：“自《易》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又云‘乾，天也’，世之儒者遂以天为上帝，不知非也。”这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天道信仰“以天为上帝”的内核。同样的，以“太极”为“上帝”，他也视为荒谬。他认可的是《诗经》《尚书》中的另一种上帝观，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所称之上帝”。作者频频强调基督教“上帝”与“太极”“道”“理”等的区别。如：

《易》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万物皆备于斯矣。”中华文人多谬于此说，而以太极为造物之根源。

又如：

五经内每以天之上帝，乃实言上帝也，具明威，有明命，福善祸淫，善者降之祥，不善者降之殃，畏天命之君子，所以兢兢焉。朱子注《论语》，谓“天即理”也。今之士人，亦往往称天，乃以虚空之积气实之。此误矣。此悖于古经而移于风俗者也，盖亦未之深思耳。

韦廉臣的推理是：首先，“无者不能生有，虚者不能生实，无心者不能生有心者”，“死者不能生活物，无生命者不能生有生命之物”；然后，根据中国典籍尤其是理学经典，他断定太极、道、理无生机，无动力，无知觉，无智能，因此不具备生发万物的能力；相反，“生天地万物者，必为有生命，且具大智慧、大能力之主宰也”，而这正是基督教的上帝。实际上，上帝的特性又是可以通过观察万物来推断的：“死物不能生活物，无魂者不能生有魂之物，无知识者不能生有知识之物，无定见者不能生有定见之物，无良心者亦不能生有良心之物。观此可知，造物者亦必活者，亦必有魂者、有知识者、有定见者、有良心者也。”

正如上文所见，通过被造物的特性来推测造物主的特性，正是自然神学的基本思路。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韦廉臣认为太极、理、道、天等概念所代表的万物源头并无动力、生机，恐并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关于中国的宇宙化生论、宇宙有机论的研究表明，“天”、“道”、“理”、“太极”等表示终极起点的概念，之所以能够担当万物源头的角色，正是因为认为这个终极起点自身具备动力，从“一”到“多”的萌蘖演变，其动力来自“一”本身，而无须假手一个外在的力量来推动。也正是因为如此，作为万物源头的“一”自身就足以承担“上帝”这一角色。韦廉臣说：

儒教谓“无极生太极”，遂有“生生不已”之说。然使无极如果有心力、果有知能，则无极者必上帝之别名也，无他说也。究之，无极者何所为？心力何所为？知能何为而能生万物耶？道教则云“道生万物”，然则道如果系灵动者，则道亦必上帝之尊称也，无他说矣。

笔者以为，易学传统中“天”“道”“理”“太极”“无极”“太一”等概念，只要在指代万物源头这一意涵上使用，都内在包含主观能动性，均同时扮演上帝的角色。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像基督教中那样超越于宇宙万物的人格化的上帝。天道信仰传统中的上帝，毋宁就是作为万物起点的天（或称“道”“理”“太极”“无极”“太一”等）。此即韦廉臣不以为然的“以天为上帝”。把天等同于上帝，上帝不是外在超越于宇宙之上的另一种存在，它不是区别于宇宙的一个人格神，上帝和宇宙是同一的，借用西方宗教学的术语，这类似于泛神论（pantheism）意义上的上帝。

泛神论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然而泛神论这个概念，最早始自托兰德（John Toland，1670—1722）。Pantheism这个词由pan和theos构成，pan即all，指万物之整体；theos即God，上帝。大体上说，泛神论就是把万物之整体（即宇宙、自然）视为上帝的思想观念。泛神论认定上帝就是宇宙，“拒绝承认上帝是不同于宇宙的事物”。泛神论作为一种自然宗教，取消了外在于宇宙的造物主存在的必要，故而对基督教构成了挑战。中国的天道信仰，很接近泛神论，因而更宜被定位为自然宗教，它倾向于取消超越于宇宙的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对基督教来说，这是一种变相的无神论，因而对基督教构成了挑战。这可以解释自利玛窦以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为何普遍反对易学和理学中的“以天为上帝”。

基督教传教士认可的是《诗经》《尚书》中的惩恶扬善的人格化的“上帝”，因此用《诗经》《尚书》中的“上帝”一词来翻译基督教的造物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诗经》《尚书》中的“上帝”，至多只能被视为是凌驾于人间的管理者，并无创造天地万物的功劳，不能视为万物源头，因此与基督教中集造物主和统治者于一体的上帝仍有不同。至于诸如玉皇大帝、关公、妈祖、祖宗神灵等人格神，并非处于宇宙原初起点，只是天（道、理、太极等相似概念）的派生物，并不居于神谱的顶点，而只能视为天（以及道、理、太极等概念）的下位神，与基督教的上帝就更不能混为一谈，因此基督教对这些神祇持有强烈的排斥态度，视之为“迷信”（与“正信”相对），这也是一神宗教对多神信仰系统的必然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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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说明

1.本书所据为1880年六卷本，其出版机构疑为墨海书馆。

2.由于所采用版本图片质量不佳，此次整理出版，图片及图片编号采用了东京十字屋明治十一年（1878年）版中的图片。两个版本之间的图片并无太大区别，惟编号有所不同。

3.原书所引《圣经》为深文理（文言文）委办译本。整理时在脚注中注明和合本修订版相应章节，所依据版本为香港圣经公会出版的《〈圣经〉——中英对照（和合本修订版·新国际版）》，2012年6月初版。

4.此次整理工作主要包含繁体转简体、标点、脚注。另，由于原文诸多篇章大篇幅不分段，不太符合时下阅读习惯，整理过程中添加了一些分段，并在脚注中说明。

5.限于整理者水平，恐难免错谬，请见谅，并欢迎批评指正

本文作者：张洪彬，重庆垫江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曾任《学术月刊》编辑，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生于英国苏格兰地区，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1855年起来华传教，主要生活在上海、烟台等地，著有《格物探原》《植物学》《中国北方游记》等，在晚清知识界甚有影响。

周伟驰、姚达兑 主编：《晚清西学丛书》，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7年12月开始出版。

这套丛书，将选取晚清西学中较重要的一部分进行校注。在“西学”的范围上，我们不作严格的限定，而大致指跟泛称的“西方”有关的知识和思想。在时间上，我们所说的“晚清”西学著作，大致限定在1807-1911年之间，若有个别作品或作者实在重要，而它延伸至明末清初或民国，也可作灵活的处理。（比如，某些译者/作者的选集文章发表时代横跨清民两个时期。）在地域上，凡是以汉文译撰的著作都可以选入，而不管它们是在南洋、港澳或大陆产生的。在作者方面，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是直接翻译还是借鉴后独创，都可以选入。由于是立足于广州和广东，我们会略微有一点侧重广东的西学传统。

《晚清西学丛书》第一辑

《大同学》 姚达兑校注（已出）

《格物探原》张洪彬校注（已出）

《联邦志略》李彬校注（已出）

《心灵学》赵璐校注（将出）

《治心免病法》龚昊、乌媛校注（将出）

《辜苏历程》陈思行校注（将出）

《列国变通兴盛记》王雨校注（将出）

第二辑

《中东战纪本末》

《普法战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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