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毁家纾难，救国为民

1912年内外交困的清朝终于覆灭了，不过此时的京师大学堂已今非昔比，不过它不能再叫京师大学堂了，它换了新名字——北京大学，严复成为了首任校长。严复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翻译了许多国外名著，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但一直以来仕途不顺，虽然在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严复就曾在这里就职，但直到1912年5月4日，他才当上校长，这时的他已经58岁了，但他仅仅在岗五个月就辞职了。然而严复先生对北大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主持北大的改革，重现归并了学科，规定教员不得在政府兼职，开设了外语和西学的课程，在办学方针上他主张兼收并蓄，广纳众流，这为随后北大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由于当时的北大刚刚试图从僵化的体制中抽离，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均没有太多成就，于是6月财政部下令削减教员薪水，严复以书信的形式建议大总统和教育部撤销命令，最终教职工的薪水得以全额发放。但教育部的高官们显然非常不满，7月教育部称：“该校学生班次虽有增加，但毫无成绩可言，国体变更之后，社会各界对该校均表示不满，遂决定停办。”严复一边向袁世凯和教育部递交不可停办帖，一边争取国际支持。最终北京大学得以保全，8月严复在各大外国银行筹办办学经费。但严复与教育部的矛盾愈发激化，9月袁世凯聘请严复担任顾问，教育部以其违反“教职工不得在校外兼职”的规定打算撤掉严复校长的职务，并在各大报刊煽风点火，自尊心极强的严复遂在10月提出辞职。在这短短五个月里，严复为了北大的存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功不可没。

严复

蔡元培：涤荡污浊，革旧求新

1916年12月，蔡元培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当时的报刊这么写道——“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加晦雾之时睹一颗明星也。”这个留着偏分发型和两撇胡子的读书人领袖绝伦、兼容并包，带领北京大学走上思想殿堂的顶峰，此后由他催发、护持的一场激进狂飙的新文化运动，影响并改变了接下来一百年的中国历史走向。

当时北大的风气比起清朝时候已经大有改观，但沉下心来做学问的学生教授仍然是少之又少，这些学生心思都在升官发财上，平时走在街上老百姓都称呼他们为“老爷”。而那些教授也大多是前朝官僚，熟人见面恐怕还要称呼一声“中堂大人”。即便有零星几人关心学问，大多都是唯唯诺诺，畏手畏脚，思想仍然很保守，对关系民族命运与国家安危的问题漠不关心，一副老派儒生的样子。

这些教授但凡兜里省下一点闲钱，便相约着去八大胡同寻花问柳。以至于当时百姓戏称八大胡同嫖娼的主力军是“两院一堂”，两院指的是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指的是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大。但是读书人不似政客，多半还要点面子，硬是把嫖娼称之为“探艳”。更有徐佩铣这样恬不知耻的教授大肆宣称这是不拘一格，甚至带着大家一起嫖，自称探艳团团长，还经常跑到东安市场对着女性耍流氓。再看学生们，平日无事则在公寓里赌钱，交口传诵污秽不堪的黄段子，嘴里充斥着某某女性的屁股大腿，空闲时候去剧院看剧，写了一大堆黄段子剧评，这些黄段子流传到社会上，以至于北大成了“浮艳剧评策源地”。

种种不堪，不一而足，蔡元培决定下狠手，开除了一批教员和学生。除了那些不学无术，嫖娼赌钱的渣滓，还开除了辜鸿铭。辜鸿铭是个老派儒生，虽然学贯中西，但脑子里仍是君君臣臣，男尊女卑那一套，平时讲课喜欢夹带私活，给学生灌输封建思想，平时的时间里主要就是对着白话文和新文化开炮，所以蔡元培不得不把他也开除掉。

蔡元培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随后蔡元培三顾茅庐，说服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迁到北京，随后聘请了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到北大授课，除此之外还有梁漱溟、刘师培、黄侃等异于常人的大师级人物，就连辜鸿铭也得以回到北大继续授课。

在蔡元培的支持和帮助下，一大批先进刊物和思想团体出现在北大校园里，这些新刊物、新青年倡导白话文，介绍新学说，主张个性解放，抨击封建礼教。当然，在黄侃，陈汉章，梁漱溟等国学大师的坚持下，热心国学，研读儒学，尊孔复古的刊物也不乏拥趸。蔡元培在1920年还着手正是招收女生入学，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当年蔡元培就职时曾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他确实通过努力把北大改造为一所真正的学术殿堂，此时的北大制度完善，思想自由，学术氛围浓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有思想，讲科学的新派学者，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洪流中的蔡元培

蔡元培：心力交瘁，殚精竭虑

但这滚滚的新文化洪流也为蔡元培埋下了隐患，当时的学校里充斥着不同的思想流派，甚至存在着籍贯和派系之争，这些学派通过报刊、演讲、集会等方式互相抨击倾轧，以至于惊动了政府高层，当时的部分老派政客对新思想甚是反感，便趁机游说高层，要求撤去蔡元培校长之职，但最终都被蔡一一化解。

虽然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但他并不希望学生卷入政治斗争中去，他希望学生潜心于学术，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所以当新文化的洪流决堤时，他也陷入深深的痛苦中。他觉得这些学生和教授思想过于激进，他认为：辛亥革命以后，全国学风就应该从热衷政治转为专注学业。在五四运动前一年他就因学生反对“中日军事协定”上总统府请愿的事而几欲辞职，但随即而来的五四运动，学生们罢课游行，火烧曹府，殴打章宗祥，引来政府军队镇压，一批学生被抓进监狱。

无奈，蔡元培只得上下活动，四处周旋，安抚学生，恢复秩序，最终把学生解救出来。但随即他便递交辞呈，并第二天就离开了北京。这群自认为为世道正义而战的热血青年学生 一时间如同堕入冰窟，不知如何是好。

陈独秀在晚年回顾过往时曾沉重地写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