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先生写过一本《读书这么好的事》，这个书名就像炎炎夏日的一杯冷饮，沁人心脾。不过对越来越多的人而言，读书不再是什么好事，反而构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头疼者常常发问：这是一本好书吗？这本书应该怎么阅读？我应该读什么书？你做读书笔记吗？你同时读几本书？……

当他们问道：读书有什么用？我终于掩面而逃。

我们从小，不，应该说，我们的祖先从小，就被教育，读书会有什么用，读书能带来什么，要为什么而读书。最经典的古训莫过于“书中自有千钟粟……”据说其出自宋真宗赵恒的《励学篇》：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老实说，这首诗并不怎么高明，活脱是穷乡僻壤私塾先生的手笔，还不如汪洙的《神童诗》气派：“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从这些诗文，不难窥见，读书之于古人，只是工具。书被视为手段、路径，而非目的，目的则是书中埋藏的权力、财富与美人。这便决定了哪怕书之前冠以“圣贤”的敬称，包括圣贤在内，都对读书坚持一种功利主义的考量。

蒲松龄《聊斋志异》有一则名为“书痴”的故事。彭城郎玉柱，好书成痴，他像古代中国的大多书生一样，笃信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忽有一天，他的虔诚感动了上苍，“宛然绝代之姝”的美人颜如玉从《汉书》第八卷中翩然降至他身边，软香温玉，伴之枕席。不过美人屡屡告诫他，不要痴迷于书，后来竟逼他抉择：“必欲妾留，当举架上书尽散之。”书痴答，书是你的故乡、我的性命，你怎能这么要求呢。接下来自然是一幕悲剧。其实结局如何，已经不再重要。值得正视的是二人对书的态度，郎玉柱对书的痴情，并不为蒲松龄所喜，他化身异史氏批道：“天下之物，积则招妒，好则生魔……”颜如玉虽出自书中，却毫不感恩，甚至不惜以自身为选项，与书势不两立。在此，书痴和美人的命运都被抬高了，书的价值被无限贬低。

为千钟粟而读书，为黄金屋而读书，为颜如玉而读书，书的价值取决于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的价值吗？难说得紧。这百年来，我们都听过一句口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大抵是“书中自有千钟粟……”的升级版，曾令多少国人热血沸腾，亢奋不已，以为从此找到了读书的方向，打开书页，就能看见中国的璀璨明天。

可惜，这依旧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读书观。读书未必有助于中华崛起（问题不在读书，而在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中华崛起的沉重使命却常常压倒了读书。当激进的时人振臂高呼：“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谁更胆寒：侵略者还是读书人？

我不反对中华崛起，正如我不反对读书，我却反对将两者捆绑在一起。这背后潜伏的思维，则是“读书有用论”，它至少在暗示两点：读书不能白读；书中定有宝藏。结果往往令人失望，因此导致人们滑入了另一可怕的极端：读书无用论。质言之，“读书有用论”与“读书无用论”仅仅一纸之隔，弹指即破。

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视角，换一种问法，不再是“为什么而读书”，而是“不为什么而读书”呢？

有人会问：你主张为读书而读书吗？——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可望而不可即。我只是希望，我们读书，能少一些功利，少一些精神束缚，少一些求知欲以外的欲望。无论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还是中华之崛起，往往构成了脆弱的书脊所不能承受之重。重压之下，读书人一无所得，反而丧失了对书籍和知识最自然的爱欲。

我不否认，自己深受“为什么而读书”的困扰，我最期盼的读书状态，恰恰是“不为什么而读书”，甚至我自己都不知为什么打开了这本书，不知从哪里读起，终点何在。我的心情，正如西川诗云：“……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

颇有一些人梦想在监狱读书，大概唯有这样的环境，才能使他们彻底逃脱“为什么而读书”的桎梏。就连胡适都未能免俗。上世纪30年代，他被问及中国梦，答：“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只有星期日可以会见他们。可是我可以读书，可以向外面各图书馆借书进来看，可以把我自己的藏书搬一部分进来用……”其实胡适一生，读书极具功利性，从他所阅读的书目，可窥见社会的转向；而且他的读书时间，常为国事所压迫。所以，十年牢狱，十年读书，当是他的肺腑之言。

为什么而读书，不免焦灼，当“什么”不能实现，更不免痛苦。这么一来，读书何以为乐事呢。也许，只有当我们不为什么而读书，读书才可能成为“这么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