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结婚后，第四天便回日本去了。此后多年，朱安与鲁迅的母亲朝夕相伴，直到婚后的第13个年头，才终于迎来转机。1919年，鲁迅卖掉绍兴老宅，举家迁往北京，在北京八道湾胡同置办了房产，朱安终于得以与鲁迅朝夕相处。

然而鲁迅的母亲在多年后回忆这段岁月：“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日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

周老太太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总是好不起来，于是问儿子，她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是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

有一次鲁迅一家子吃饭，有朱安、有母亲。鲁迅就给讲笑话，说海鲜的几种吃法，在日本的时候他不这样吃，但绍兴这样做就好像破坏了营养。朱安就在旁边插话，我吃过怎么怎么。

但是说句实在话，那种做法是不可能吃到的，因为它当时就没有传入中国。日本的做法，就好多类似这样的事情，鲁迅觉得她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整个让自己很掉底。

多年后，当鲁迅在上海，与许广平组成了小家庭。当他们爱的结晶周海婴呱呱坠地，仍在北京服侍周老太太的朱安，终于绝望了。“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1947年朱安在北京病逝，她的临终遗愿是希望葬在上海鲁迅墓的旁边。但最终，她只能葬在周老太太的坟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1917年1月，《新青年》的编辑部迁到了北京，陈独秀等人引领着中国文学革命。而此时的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当了个佥事，相当于现在的处长，每个月有300大洋的收入，差不多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2000元。但是他工作兴致很低，成天就是整理整理碑帖，抄录古籍。

鲁迅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公务员生涯。然而在这14年间，教育部领导走马灯式的频繁调动，总共更换过三十八任教育总长，二十四任教育次长。而鲁迅却在佥事的职位上十余年如一日。在鲁迅眼中，除了蔡元培总长和董恂士次长，其他人他都看不顺眼。

文学革命的主将之一钱玄同向鲁迅约稿，鲁迅表示不太感兴趣。他反问《新青年》的主将们，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很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

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对方答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也从中看到了希望，他相继发表了《狂人日记》《伤逝》《孔乙己》《阿Q正传》等十余部杂文小说，在1922年集结成小说集《呐喊》出版。至此鲁迅已经到北京10年了，他的生活和感情，也跌入了人生的最低谷，他确实需要“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