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于清道光年间（公元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出土后便被贩卖至文物市场。它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与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大盂鼎，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

清朝道光时期的岐山首富宋金鉴把铜鼎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他把鼎转卖到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鉴在考中翰林后出价3000两白银又购得了宝鼎，在他去世后，后代以700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左宗棠在发迹前曾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理湘省全部军务。虽非显贵，也颇得春风。加之自视极高，恃才傲物，不免为人所阴嫉。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

大克鼎于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与它同时出土的还有小克鼎、克钟、克傅等120余件青铜器，大克鼎是其中最大的一件。大克鼎又名克鼎和膳夫克鼎，是西周晚期一个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铸造的。大克鼎圆形，双立耳，兽蹄足，周身布满宽大的波曲纹，给人活泼舒畅的律动感。大鼎通体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造型古朴，庄严厚重。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

大克鼎内壁铸有28行290个字的长篇铭文，铭文记载了克对祖父师华父的颂扬与怀念,赞美他的功绩和品行。内容是：在西周孝王时,克担任王室的重要职务膳夫，专门负责周天子的饮食。克的爷爷师华父是周朝的忠臣，德高望重，英明的周天子铭记师华父的伟绩，提拔他的孙子克为传达王命的宫廷大臣，还赏赐给克礼服、田地、男女奴隶。克跪拜叩首，愉快地接受了任命和赏赐，特铸造大克鼎歌颂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的在天之灵。铭文字迹端庄质朴，笔画均匀遒劲，书法艺术堪称一绝。

大克鼎出土后，首先被天津人柯劭态买下，潘祖荫又用重金从柯氏手里购得，成为大克鼎的主人。从此，大盂鼎、大克鼎这两件周朝时期最大的青铜器齐聚潘府，成为当时京城的一大新闻。潘祖荫特修建了一间“攀古楼”,专门用于收藏大盂鼎、大克鼎等文物，并镌刻一枚“宝藏第一”的印章，以表达自己得宝后的高兴心情。

大盂鼎、大克鼎引起了国内外收藏家的普遍关注。1892年（光绪十八年）时，两鼎的铭文拓本，黄纸本每本值银1两，白纸本每本值银2两。足见大盂鼎、大克鼎的价值之珍贵。虽然也时而有人觊觎此鼎，但毕竟潘氏位高权重，足可保全大鼎无虞。至潘祖荫故，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它珍玩一起，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大鼎作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弥显珍贵，堪为传家之宝，不轻示人。光绪之末，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大盂鼎为己有。均为祖年所拒。但端方之欲始终为潘家所患。直至辛亥年，革命暴发，端方被杀。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过端方之难。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

抗战时，潘达于请家人和两个木匠师傅帮忙，连夜把克鼎、盂鼎和一批青铜器装箱深藏到屋子底下，书画和小件古董三十几箱藏进夹壁。城陷后，她家前后闯进7批日本强盗，一遍遍搜刮，财产什物损失殆尽，连日军司令松井都查问潘家收藏，却到底没有发现踪迹。

抗战胜利后，宝藏再次“出土”。潘达于把它们藏在一间屋里，用旧家具破杂物覆盖，再将整进房屋钉断，既不住人也不走人，直到解放之后。

1951年7月，移居上海的潘达于寄出一封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

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氏捐献之举。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二鼎如愿入馆，使市民第一次饱览了这闻名半个多世纪的“国之重器”。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两件巨鼎自此各镇一方。大克鼎此后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大盂鼎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