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两位摄政王，一位是开国摄政王多尔衮，一位是清末摄政王载沣，这两位摄政王的脾气性格完全相反，一位霸气侧漏，率八旗入关，定鼎中原，对权力有着极强的渴望，因此后来下场也比较惨，被顺治皇帝移出太庙，追论生前谋逆罪，削爵。而清末摄政王载沣则是一个清闲散人，不愿多惹是非，能躲就躲，甚至有些胆小怕事，无论是魄力还是能力都与多尔衮相差太多，可以说是晚清第一窝囊王爷。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曾经这样回忆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族语父亲）那样！”这段故事和父亲自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真正的“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在溥仪的回忆中载沣是非常胆小怕事的一个人，而他的母亲则非常的刚强，对于载沣这种半死不活窝窝囊囊的态度非常不屑，因此溥仪的母亲甚至瞒着载沣多次参与政治活动，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挽救清王朝，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是可以看出载沣在家中的地位相比于夫人来说实在是差一大截。

不仅溥仪的母亲瞧不起载沣，就连朝中的大臣对载沣也是颇不满意，载沣开始执政的时候，很多满族大臣希望载沣能够重整朝纲，打压庆王爷的势力，但是载沣却支支吾吾，犹犹豫豫，很多皇室贵族多次到载沣的府上要求载沣遏制庆王爷的势力，担心他会将大清搞灭亡，但是载沣却一再推辞，细声细语的敷衍着来人，结果每每让人失望叹气而归，从而对这位摄政王爷失去了信心。

溥仪对载沣的描述也有些轻蔑的意味，最经典的一个片段就是童年的溥仪在宫里背书给摄政王听，而摄政王每次都只会说：好好好，此外再无一句话，溥仪背书紧张的卡壳，回头一看自己的父亲比自己更紧张，连说话都结巴了，每次总是两三分钟就走了，这让溥仪记忆深刻，但实际上载沣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懦弱，载沣在外交方面还是非常有一套的，当年出使德国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高度赞赏，认为载沣的外交能力非常强，也正是载沣的出使，才扭转了中德之间的外交劣势，使清王朝的外交官员在德国受到了极高的礼遇。

载沣内心最恨的一个人就是袁世凯，当年正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才使得光绪皇帝变法失败，后来又被慈禧关进了瀛台，死在了那里，据说光绪临死前下过一道密旨，让载沣杀掉袁世凯，而载沣也时时刻刻记着这笔血债，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处死袁世凯，当年他和几个王公大臣商量，无论袁世凯镇压革命党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要处死他，他们甚至想出了很多办法来杀袁世凯。

载沣想学当年康熙皇帝杀鳌拜的方法，在袁世凯上朝时，赐他一个断了腿的凳子，定个君前失仪的罪名，但是后来由于庆王和张之洞的极力劝阻，这才不得以罢了袁世凯的官，让袁世凯回乡养病，可是后来局势一再恶化，载沣无力收拾残局，只能再次请袁世凯出山，自己辞职，回家抱孩子去了，后来载沣在清朝灭亡之后，坚决不去东北和儿子同流合污，不做日本人的走狗，总算是维护了清朝皇室的最后一点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