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位日本教授感慨道，要是在偷袭珍珠港之前的任何一次军事行动前收手的话，日本就可以保住已获得的成果了。”然而，日本有很多次的收手的机会，那为何一次都没有把握住，反而愈走愈疯狂了呢？我们对照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感觉完全就是“没脑子的蛮干”，没有任何战略可言。

事实上正是如此，二战期间日本发动的许多次重大事变，都是其前方的的中下级军官擅自发动的，这也是在日本军方盛行的“下克上”传统，军方并不买政府的账。而一旦其军事行动获得成功，政府又不得不於事后对其军事行动在司法上予以“追认”。日本的政府完全跟着军方的屁股后面转，如此，还能谈得上什么长期战略规划？

在二战后的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上，将东条英机定为日本法西斯的罪魁祸首，认为其是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并列的法西斯三大头目。这真是太抬举东条英机了，东条英机又何德何能能掀起如此的战争波浪。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就公然藐视东条英机，称东条英机为东条上等兵。而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起到1945年的二战结束，日本的内阁首相已换了十几任。东条英机在审判法庭上也尽力地为自己开脱，甚至企图将发动战争的罪责引向日本的裕仁天皇，但美国出於自身的利益考虑，就此打住，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罪责，而让东条英机承担了首恶的罪责。

有人认为日本天皇应该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其实即便是日本天皇也不能阻止日本民意发动侵略战争的述求，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便是证明，二战期间，日本的军队宣称是为了天皇而战。其实，本质上都是为了自身的欲求而战，二战期间，天皇是神，说是为了天皇而战；而在长达六、七百年的幕府时期，日本天皇也同样是神，可是却没有人拿天皇这个神当作一回事。近代日本天皇走向前台原本就是日本的中下层武士抬出来的，而日本的中下层武士却并没有从明治维新的变革中受益，反而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如果他们的利益述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就很难说这些中下层武士不会把日本天皇再拉下神坛（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各藩武士原本就不效忠於幕府将军或天皇，而只效忠於其各自藩主。明治维新后，日本军队是在名义上变更了效忠对象，但整体上仍是按旧有的各藩地域来编制的，仍受到旧藩阀的深刻影响）。

所以，这份罪责应该由日本的整个军方的中下层以及更广泛的基层民众来承担，由于日本自明治维新变革以来，日本的上层武士阶级陆续地成为了大财阀、垄断了日本的方方面面的资源与利益，而中下层武士阶级却陆续破产，成为明治维新改革的受害者，他们以及比他们更贫困的平民阶层迫切的渴望通过对外战争而改善自身的处境。

而日本的上层阶级是明治维新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本身也并不愿意冒太多的风险而扩大对外战争，反而会更理性一点。因此，日本军队中战斗力较强的军队也通常都是来自於於日本国内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如九州地区、东北地区）。而日本二战军史上著名的窝囊废师团，即是来自於日本最为富裕的地区---大阪。

而日本军队各成系统的特征（藩阀的特征），就促使其军队各方都想达成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他们就会罔顾国家的整体战略与利益，去主动挑事，以让自己吃饱了再说。在二战期间，这种日本中下基层的民意，已如一条发了疯的牛，在这条疯牛筋疲力尽之前，任何人都是牵它不住的。这也是日本至今未能彻底反思其二战的罪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