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汉安二年(143)五月五日，曹盱（曹娥之父）驾船在舜江中迎潮神伍君，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孝女曹娥当时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哭寻父亲。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这一天她也投了江，三日后抱出父亲的尸体。”

后人为纪念她，改舜江为曹娥江，所以端午节的由来之一就是曹娥投江救父的故事。

东汉元嘉元年(151)，上虞县官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旁，命弟子邯郸淳作诔( lěi)辞，刻石立碑，以彰孝烈。不过此碑早已不存。

史载，东汉书法家蔡邕去访此碑，时值暮夜，蔡邕手摸碑文而读，阅后书“黄绢幼妇，外孙齑(jī)臼”八字于碑阴。

由此引发了一个有名的故事，看过三国的朋友应该知道：

有一次，曹操率兵出潼关，途经蓝田，悉知前方就是故友蔡邕庄上，便令军马先行，自己带着百余骑近侍来到蔡邕庄前。蔡邕的女儿蔡琰闻曹操到此，急忙出外相迎。礼毕，曹操见壁上悬挂着一幅碑文图轴，便上前观看。又听文姬夫人讲了曹娥孝行和度尚为之立碑，先父摸碑题辞的故事。曹操问题辞的含义，蔡琰回答说：“这虽是先父所题，但我实在不解其意。”

曹操又问众谋士有谁能解？正当大家面面相觑之时，主簿杨修拱手作答：“此乃辞语谜面，我已猜出。”曹操即予制止，说：“你暂不要讲，给我思考一番。”行至三十里外，曹操忽然茅塞顿开，对杨修说：“我亦猜出来了，你先说出来让我听听。”

杨修解释道：“‘黄绢’就是有色的丝，是‘绝’字；‘幼妇’，即少女也，女旁少字，是‘妙’字；‘外孙’，乃女之子也，女旁子字，是‘好’字；‘齑臼’乃受五辛之器也，受旁辛字，是‘ ’（‘辞’的繁体）字。合起来，是‘绝妙好辞’四个字。”曹操听后，不禁拍手称好，说：“你猜的正合我意！”后来社会上流传的“有智无智隔卅里”，或曰“故事开始与阴谋和血腥搭了边”，这当是后话，暂不赘述。

此碑不存，上面的故事真假也难分辨。但关于曹娥的故事，始终没有停下来，比如最早的故事版本中，曹娥是年方十四的贫家女，经过历代口口相传，曹娥庙里的曹娥已经是凤冠霞帔，气宇不凡的妇女了。故事好，人们总喜欢不断的美化。

离那个时代很近的王羲之也没有错过这个“大IP”，据传书圣在东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写过小楷《孝女曹娥碑》。不过，此碑也是命运多舛，再次散传。

万幸的是，碑文有法帖传世，堪称是绝代精品，仅亚于大名鼎鼎的《兰亭集序》。诗仙李白曾专程赴曹娥庙读此碑，诗曰：“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伫，入剡寻王许。笑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

不过话说回来，碑不存，始终不是回事儿，老百姓们也很难看到王羲之写的拓本。所以到了宋代，蔡卞重书《曹娥碑》，刊石立碑以志纪念（现存曹娥庙）。作为蔡京的弟弟，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学识渊博，满腹经纶，才华出众，名闻乡里。

常有争论认为“苏黄米蔡”中的蔡指的是蔡卞。其所书《曹娥碑》以行书为体，圆健遒美。所以《墨林快事》评价其书法说：“胜于京，京又胜于襄，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

除了这三块碑，还有一块墨迹本《曹娥碑》传世，传为王羲之的小楷墨迹《曹娥碑》（亦名《孝女曹娥诔辞》，称“辽博本”），高32厘米，长53厘米，粗厚圆丝绢本，北宋宣和装裱。但学界争论非常大，著名的“七人鉴定小组”意见都不能统一，如杨仁恺认为是王羲之所书，而启功存在很大的质疑，徐邦达则不表态，只说：“现称晋人书，暂从。”

历代题跋更为丰富精彩，比如由南朝传至隋唐，在墨迹四周题满了唐代名人的观款，有的观款还有年月。其中有韩愈、柳宗直、卢同、怀素、崔护、崔实、冯审、韦皋、杨汉公、王仲纶、薛包等十余人，大多为楷书。

唐末至北宋流传情况不详。南宋时为宋高宗内府收藏，卷后拖尾上赵构有题跋，款署“损斋”。后流出内府，先后为韩侂胄、贾似道、赵与懃三家收藏。入元先后为郭天赐、乔篑成、柯九思递藏。

至明代中期以后，归苏州韩世能收藏，著录于茅维为韩氏所撰的《南阳书画表》中。万历年后，此卷转归太仓王锡爵、王时敏家族收藏。约康熙十六年以前，又归清宫内府庋藏，后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养心殿》。民国年间，被逊帝溥仪私携出宫，后流落于民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东北博物馆（即辽宁省博物馆前身）购藏。

《曹娥碑》如此著名，曹娥的声望也连带着水涨船高。宋、明、清各朝都对曹娥加以封赠，勒石立碑。曹娥庙最盛时，有匾额170块，楹联57副。它已不仅仅是座庙宇，更是一座书法与文学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