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妈妈，絮絮叨叨，玩牌弹琴、永远为是否受邀至某场舞会宴会茶会而惴惴不安、虚荣的玻璃心、文雅背后精明的小算盘，人人都拿捏得恰到好处的逢场作戏和装腔作势等——以上任何一点不厌其烦的铺陈，即便是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狭小视角，都足以让我烦躁不堪，激起我对于《傲慢与偏见》的义正辞严的、理所当然的“傲慢与偏见”。

这种“傲慢与偏见”多见于男性读者，很多男性读者甚至将简·奥斯汀与勃朗特三姐妹傻傻不分，如果不是读书不多，就是出于一种审美偏好——宏大叙事对琐碎日常的傲慢与偏见。

对社交场面我一点也不反感，甚至有些神往——不是简·奥斯汀笔下的鸡鸣狗叫相伴随的乡村舞会，而是路易十四、拿破仑或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宫廷舞会，豪华奢靡，刀剑交织，背地里上演着阴谋与爱情、权力与欲望的大戏，而幕布呢，静水深流的政治较量、旋乾转坤的历史变革，多么让人眼花缭乱，甚至激情彭拜啊。男性读者嗜好的是冒险、刺激，是宏大叙事，是四海八荒，是英雄主义和历史情怀，是大江东去卷起千堆雪。

简·奥斯汀在狭小的乡间宅院里的狭小房间里透过狭窄的窗口，细致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她说，“我熟知的景色，便是乡村的家居生活”，表示写小说就如同用一只细小的画笔在“一小块（两寸宽）象牙上”耐心作画，也说“乡村里的三四户人家”便足以作为写作素材。简·奥斯汀的观察对象也是相对固定的特定社会阶层——仅仅比体力劳动者高出一个厘米的乡野小贵族。散文家艾默森就认为奥斯汀“缺乏艺术创造力”且“囿于阶级社会陋习”。

如果你视角狭窄，但是视野是开阔的，那么也有可能赢得我的赞赏。而问题恰好即出现在这里——在简·奥斯汀的小说里，你几乎找不到时代的蛛丝马迹！

简·奥斯汀（1775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所生活的世纪之交，正是欧洲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转型期。虽然书中也提及加勒比海的甘蔗田，英国阶级制度结构的改变等，无不轻描淡写，你不拐几个弯儿，根本就不明白这些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

当然，多数“简迷”会十分有教养地投来鄙夷的目光——婆婆妈妈，絮絮叨叨，我们喜欢的就是这些啊，以巧妙的笔触，让平凡无奇的事物和角色饶富趣味，简·奥斯汀不需要赢得每一个读者的喜爱，但实际上已经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恐怕也有少数心直口快的“简迷”会喊出来——《傲慢与偏见》架空了时代背景也超越了时代束缚，却精准勾勒出了时代风貌，刻画了永恒的人性，道出了婚姻的真谛，这不正是简·奥斯汀的伟大之处吗！

稍加思量，也不无道理。中国女性读者普遍青睐《红楼梦》，《傲慢与偏见》更像是西洋版的、通俗简易版的、实用操作版的《红楼梦》。《傲慢与偏见》的第一句是“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其实呢，这一句并不是主题，真正的主题是，没钱的女孩子总要嫁给一位经济宽裕的先生。有钱未必幸福，但没钱肯定更不靠谱。再通俗一些，就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傲慢与偏见》早已成为中国女性优雅生活教科书、情感辅导员和婚姻咨询所了。

老实说，我对《傲慢与偏见》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无数版本的影视作品，而非同样无数版本的中文译本小说。

最早在银幕上忍受那份琐碎无聊全因班纳特先生家的五朵金花的超高颜值；有一次看《傲慢与偏见》突发奇想，将来，有情（钱）人终成眷属，那么逢年过节这五个连襟在一起喝酒是多么戏剧化的场面啊——我的心思根本入不了戏；现在呢，我更倾向于琢磨一件事情——如果我是班纳特先生，给五位待字闺中的女儿当爹，将是怎样的焦灼、期待，抑或是难以形容的芜杂情感啊？——我似乎不像以往那样对作品充满“傲慢与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