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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仍有人受电影、电视剧影响，认为鸦片战争中是大刀、长矛输给了火枪、火炮，不得不说，是历史教育的悲哀。

事实上，以雍正五年（1727年）为分界，之前以弓马刀枪辅以重炮作战的清朝军队，开始制度性地确立鸟枪（一种前膛装填的火绳枪）的地位，规定内陆省份，每1000名士兵，有300人练鸟枪，沿海沿边省份则增设至400人。

具体到某些省份，如广东各协营，每100兵，分弓箭兵20人，鸟枪兵50人，藤牌兵10人，挑刀10人，炮兵10人，枪炮合计，已经占了60%。

驻守的军队火器编制不少，出征野战的军队更多。

乾隆十九年（1754年），清军出征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每100名士兵，有鸟枪手75名，炮手5名，弓箭手20名，火器比例高达80%。

当然，英军已经全员火器化了，除了领队军官手持一根长矛外，步兵连里就剩刺刀是冷兵器了，清军无论怎么比都落后，这是事实。

然而，在战争中，火器比例低的清军更喜欢射击，而全员火器的英军，却往往用刺刀决胜，这才是历史的吊诡所在。

就存世的清军火器操法来看，有“九进十连环”、“百人哨”的说法，前者是大阵法，八旗兵马分列，镶黄旗、正黄旗居中，每旗成一个小阵，小阵中，鸟枪护军在最前，后面是火炮兵、再后面是鸟枪兵，最后是骑兵押阵。开阵演武，放枪炮9到10次，炮火和鸟枪连环相继。

这个阵法，从雍正到道光年间，在历次“治安战”水平的平叛战争中，屡屡奏效，比如道光七年（1827年），清军22000人在阿瓦巴特迎战张格尔的10余万叛军，以步兵居中，骑兵列于两翼，步兵施放“连环枪炮”，又让藤牌兵穿着“虎衣”迎战马队，使其马匹受惊陷入混乱……

老虎哦，可能比枪炮还可怕吧。

反正1853年围剿太平军的绿营兵们，绝对怕刀矛胜过怕枪炮。在中平之战中，太平军士兵7人冲进了一处贵州威宁兵防守的炮兵营地，1000清兵竟然四散溃逃，7个太平军胆壮猛追，逃不掉的威宁兵竟然“有跪受贼刃者”。

这还不算完，几百溃兵冲回本军阵地，搞得全军大乱，挨砍的、自己跳河的，多达数百人，副都统乌兰泰想整军再战，官兵竟然都跑光了，找了半天，才发现几千“精锐”都在林子里躲猫猫。

乌兰泰亲自去威逼利诱，才有三、四十人爬出，也是两股战战，几欲先走。

7个“反贼”吓垮5000“官兵”，莫非人人都是钢铁侠？

清咸丰、同治年间的《伏虎开山阵式图册》，已学习西方专门克制骑兵的空心方阵，外围仍保留了一排藤牌手，真是不忘“中国特色”……

当然不是。同样是在中平之战，时任浙江秀水知县的江忠源，只带了500楚勇，将军寨扎在了太平军的营前，清军的将帅们觉得楚勇衣甲不全、形同乞丐，太平军的石达开认为他兵少缺练，肯定一触即溃。

不想，石达开亲自领兵冲击营门，江忠源这个举人跃马横刀带兵冲出，与太平军展开肉搏，硬是把石达开吓得仓惶后退，部下被斩首数百级。可见，面对敢于肉搏的清军，太平军也没有三头六臂。

只不过，楚勇只有一支，江忠源也只有一个。

比如，向荣直属绿营素来号称劲旅，临阵时，往往离太平军老远就开枪放炮，等到枪膛过热，不能开枪的时候，太平军抱着藤牌利刃冲锋，向荣部下也只有一个“跑”字。

对此，向荣这个名将的办法，也不过是多留预备队，用火枪“回环轰打”，挡住太平军的冲锋，至于说对冲肉搏，那是想都别想。

这种习气，在江忠源以400楚勇守庐州（今合肥市）兵败自杀后弥漫了整个清军，就连曾国藩、胡林翼的湘军，也最不提倡“以身向土木炮石攻打”，每每扎硬寨、打呆仗，非把野战打成阵地战不可。

等到了1890年代，即使有硬寨，拿着世界最先进的步枪，淮军官兵连守都守不住了。

曾亲历甲午战争的日本军官龟井兹名写道：

（淮军）只有聂士成所部有坚定射击到底的勇气，但是当我军在付出不大的伤亡（因为他们射击技术的拙劣），逼近并且亮出刺刀的时候，清军每次都转入崩溃，无一例外……

刺刀肯定不是先进武器，既不是鸦片战争里满清大员们惊叹的“飞炮”、“火箭”，也不是二次鸦片战争中划时代的“阿姆斯特朗后膛炮”，更不是航速压倒整个北洋海军的“吉野”号穹甲巡洋舰。

刺杀技术，可以说是单兵训练、团队纪律和战斗意志的总和，这几方面，但凡有一、两个有划时代眼光的豪杰出现，肯定能够振作出一支能战的强兵，但是，除了武器装备和军队编制，鸦片战争到小站练兵的60年间，清军一直在原地踏步，从未脱离一支古代军队的形态。

那么，原因何在？

清末北洋新军训练照，他们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军队战斗力距离列强最近的一支军队，而他们仍是一支“一次性军队”。

俗话说，最了解你的人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我们就用一段敌人的话，来解释中国这60年间的蹉跎，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中做了解剖。

宗方小太郎对于当时东西方认为中国经过积极变革必将崛起的论调嗤之以鼻，认为“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表面上看，中国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根本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

究其原因，则在上承于明末清初以来的全民腐败，人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中国原本有孔孟之道作为信仰根基，却在现实中被当做当官的垫脚石，当官掌权后就一概抛之脑后，官场因之一片漆黑，是纯粹的“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宗方小太郎估计，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16年后，清朝亡，开启了中国长达30多年的分裂战争模式……

最后再说个故事。

在清朝长达260年的统治中，八旗，作为统治的国族，也作为朝廷的武力支柱，一直享受着稳定的供养，以及最优厚的从军、从政特权，按理说，应该是对政权最为忠诚的群体了，他们手中的枪杆子，也应该是大清朝廷最牢固的后盾。

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夕，同盟会员温生才准备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打听清楚李准和两广总督张鸣岐等人要去城郊观看飞行表演后，温生才在一家茶楼里预先埋伏，眼见一顶绿呢官轿经过咨议局前，温生才飞身冲出，大喊“革命党来了！”

只一声吼，团团围护着官轿的护兵、轿夫，竟然四散奔逃，轿中人更是隔着帘子大喊救命。温生才这才趁机上前，卷起轿帘连射三枪，轿中大官当场毙命。

这个大官却并非李准，而是掌管广州驻防八旗的广州将军孚琦，而他的护兵们，也是正牌子“旗兵”，作为政权主人翁，听到枪响，竟然只有撒丫子逃窜的劲头，实在可笑。

更可笑的是，事后孚琦的太太要追究护卫统领的责任，不住上告，这位正牌子武官实在受不了精神压力，自杀了……

再看看义和团初起时的端王，辛亥前后的良弼、善耆，有个道理，大家应该可以咂摸出点味道来：

“腐败无法消磨打仗的欲望，消磨的只是取得胜利的能力。”

（本文转载自wher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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