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明太祖朱元璋掌权后，对帝位的看护，不输于任何开国的君主。对权力太过专断，大大限缩了朱元璋的心胸空间。丞相犯事，在明以前的历史中，也不乏其例。但是，因为丞相有错而直接废掉相权，朱元璋算是应当被记住的一人。

废掉相权，从治理结构上看，是对组织的破坏；从治理章法上看，是对制度的破坏。

这种破坏，无限扩大了皇权，加深了专制。

这种破坏，抹杀了以往的议事规则和制度，原有的某种集体决策模式被剔除。

说权力专断对朱元璋心胸的限缩，并非信口之语。因为，朱元璋并没有虑及后世，或者说，朱元璋这种狭隘地对后世的考虑是有很大缺陷的，这就是心胸与远见不足的结果。

朱元璋作为开国之主，其能力精力，在没有宰相时，基本是可以应付时局政事的。但是，明朝越往后来，那些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皇帝越是孱弱。这些比之开国之君，相对孱弱的帝王，没有能力、没有精力、甚至没有兴趣管理时局政事，外朝没有统一意见的平台，一切皆需决断于皇帝，皇帝不能自主、无法自主，就把决断权委托给了宦官。结果，明朝的宦官之祸，比之东汉，似乎可以说是不相伯仲。

东汉的宦官之祸，已经将宦官的形象定格成了奸邪宵小。

明朝的宦官之祸，更加深了宦官的负面形象。

对于宦官的成见、歧视、贬斥等等的不良情绪，最本源的因素，是宦官异于常人、是宦官乃身体残缺之人。

对异己者的仇视、敌视、攻击、戕害，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所谓异己者，范围很广，包括装饰、打扮、身形、体态、肤色、民族、宗教、思想等等与自己、自己的族群、自己的国家等不同的人、团体、国别等。

这能不能算作是人性之恶，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不是人性之善。

另外，对宦官的恶劣印象，还是因为宦官中出了一些名声大、影响远、行事坏的恶人。就是因为这类少数恶人的代表作用，造成了整个宦官群体的恶劣形象。其实，从有宦官开始，到宦官制度的结束，这其间，宦官的总体数量是十分庞大的。那些真正十恶不赦的宦官，在整个群体中，所占比例是少之又少的，绝大多数的宦官，都是可怜之人、做的是比常人更可怜、更可悲、更可叹的事情。由此也可以看出，代表的恶劣，又是多么恶劣的事情。

当然，一直以来，对宦官的低视，比较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大多是情况下，他们的职责，是伺候他人。伺候他人，古今中外，都是被下看的。这也是需要深刻思考的人类社会、人性、管理制度等等错综交织而成的问题。

当然，今天看宦官的恶，不能仅仅局限于君君臣臣的范围。

当然，今天看宦官的恶，还要认识到制度的更邪恶。

这样，才会比较全面。

下面，就来看一段明代一位宦官的历史，至于看后要怎么评价、怎么感想，只能由读者各人发挥了。

这话，还得从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期的一位官员林俊说起。

林俊是谁呢？

林俊（公元1452年～公元1527年）字待用，号见素、云庄，莆田人（今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明宪宗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进士，历任云南按察副使，南京右佥都御史兼督操江，湖广、四川巡抚，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加太子太保；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卒。明穆宗（朱载垕）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追赠少保，谥贞肃。为人刚直敢谏，廉正忠诚，嫉恶如仇，爱才如渴，以礼进退，始终一节，是明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的老臣。著有《林见素文集》二十八卷，被收入《四库全书》。《明史·卷一百九十四·列传第八十二》有传。

明宪宗时，有一江夏妖僧，名叫继晓，他通过太监梁芳（广东新会人，御马监太监。明宪宗时为内侍。），获得了明宪宗的信任。于是，在皇帝的首肯下，继晓在宫中大搞神仙方术，弄什么点石成金的把戏，一时间，明室之内，乌烟瘴气。对此，很多朝廷的官员都看不过去。但是惧于皇帝的支持撑腰，大家敢怒不敢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俊上书，弹劾继晓。结果，惹恼了明宪宗，他被逮捕下狱，眼看着性命难保。

这时，有一宦官，出来为林俊说话。

这位宦官，就是怀恩。《明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有传。

怀恩，高密人，戴纶的族弟。

明宣宗朱瞻基（公元1425年～公元1435年在位）即位，加恩官员，戴纶被提拔升任为兵部侍郎。不久，戴纶因劝谏游猎，触怒明宣宗。于是，朝廷命令他参赞交趾军务。此间，戴纶的朋友、同朝为官的林长懋从南京来京，因为迟到，也被降职为郁林知州。没过多久，戴纶与林长懋因心怀怨恨获罪，一齐被逮捕到京师，关进锦衣卫大狱。明宣宗亲自审讯他们，戴纶直接申辩，激怒皇上，被乱棍打死，并没籍没家产。戴纶伯、叔父河南知府戴贤、太仆寺卿戴希文全都被捕入狱。

这一场大狱发生时，戴希文家也被籍没。戴希文有一子，当时年纪还小，被宫，成了皇宫里面的小黄门（小宦官）。这个戴家的孩子，从此也就没有了名姓，皇帝“仁慈”，给他赐名叫怀恩。

明宪宗时，怀恩执掌司礼监。

明宪宗末年，因为谏诤易储之事，怀恩被黜，前往凤阳守陵。

明孝宗朱祐樘立，怀恩被召还，仍为司礼监掌印。他力劝明孝宗逐黜万安，进用王恕。一时间，朝廷正人汇集进用，这都是怀恩之力。怀恩死后，明孝宗赐祠，祠额曰“显忠”。

林俊被逮捕入狱之后，怀恩在明宪宗面前叩头谏诤道：

“要杀林俊，万万不可。自古以来，就没有听说过诛杀谏官的事情。我朝在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明世宗时，改上庙号为成祖。）时期，因为大开言路，所以，才有盛世之治。现在，皇上要诛杀谏官，如果真这么做，就会失去百官之心、就会失去天下人之心，这可以吗？臣不敢奉皇上之诏！”

怀恩说完，明宪宗大怒道：

“就是你！你与林俊私下合谋，一起讪谤我。不然，深宫之事，林俊岂能知晓？”

然后，明宪宗举起平常所用的御砚，向怀恩砸去。怀恩并未躲闪，他用自己的头去接那飞来的砚台。还好，怀恩的脑袋没有接到明宪宗掷来的砚台，他没有被砸中。

明宪宗见怀恩如此，更加愤怒，他一下子就将桌子掀翻在地。

怀恩脱帽解带，跪在明宪宗前面，大声哭号，不肯起身，口中说道：

“我不能再侍奉陛下了！”

明宪宗下令，让左右将怀恩扶出，送到东华门外。

随后，怀恩派人对镇抚司说道：

“如果你们为了谄媚梁芳，就合谋倾轧林俊，林俊一旦死去，你们也不会独自活下来！”

于是，怀恩径直回家，躺卧不起，说自己中风了，不再到宫中履职办事。

明宪宗无可奈何，只能命御医前往，为怀恩调治。此时，宫中派往怀恩家里的使者，来来往往，交错于道路。

最后，林俊的狱事因此得以开解。

后来，发生了星变。

所谓星变，就是星象的异常变化。古时认为，星变后将有凶灾。

当时，为了应对星变，必须罢黜传奉官。

所谓传奉官，是指因传奉而获任命的官吏。

所谓传奉，是指明代不由吏部铨选，而由太监视进呈珍异的多寡，以谕旨直接任命官吏的做法。

因为罢黜传奉官一事，御马监太监张敏向明宪宗奏白：凡是经由马坊获取职位的传奉官，不能因为星变而罢黜。

明宪宗就答应了马敏。

接着，马敏带上奏疏，前去谒见怀恩，跪在当廷。

怀恩徐徐说道：

“起来吧、起来吧！我的双足病痛，不能行礼！”

怀恩问马敏道：

“您有什么事情啊？”

马敏回答道：

“我已得了陛下的旨意，这次星变，马坊的传奉官不需要罢黜！”

怀恩大声说道：

“星象变异，就是专为警示我们的。我辈内臣，破坏朝廷的法度，外官又能做什么呢？现在，刚开始要平正法度，您又来破坏。他日，天雷会直接下来，击碎您的头！”

然后，怀恩指着自己的位子，说道：

“这个位子我坐不了，你来坐。你兄弟家人遍居权要之位，你又想来坐我的位子吗？”

马敏平常就骄纵，地位也相对尊贵，而且，他还是宫中的老辈。听怀恩这么一说，他不敢吐纳声气。回到家中，马敏因为生气，以至于死去。

这一时期，还有一事。

章瑾因为进奉宝石，明宪宗准备让他去镇抚司做官。然后，明宪宗命令怀恩传旨授职章瑾。

怀恩说：

“镇抚司执掌天下之狱。在朝廷之中，镇抚司是武臣最好的位子。这么重要的职位，怎么能用进奉货物来获得呢？这个圣旨，不宜宣！”

明宪宗说道：

“你是要违反我的命令吗？”

怀恩答道：

“我不敢违反陛下的命名，只是这样的话，恐怕违法了国家的法令！”

不得已，明宪宗只能派覃昌传旨。

覃昌（公元1433年～公元1493年），字景隆，别号葵庵，广西宜山县人，司礼监掌印太监。明英宗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被选入宫，送内书堂学习。明英宗天顺年间（公元1457年～公元1464年），充太子朱见深伴读。

怀恩对明宪宗说：

“倘若外廷有人谏止这件事情，我的意见或许还是可行的！”

此时，余子俊是兵部尚书。

余子俊（公元1428年～公元1489年），字士英，四川青神县（今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青州乡金星村）人，祖籍京山（今属湖北省荆门市），明代名臣。明代宗（朱祁钰）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登进士第，授户部主事，进户部员外郎。在户部十年，以廉洁奉公称。巡抚延绥时，苦筑延绥长城，史称“尽心边计，数世赖之”。 巡抚榆林时，与徐廷璋、马文升并称关中“三巡抚”。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明孝宗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逝世，年六十一。追赠太保，谥号肃敏。有《余子俊奏议》、《余肃敏公奏议》等，今已佚。《皇明经世文编》录有《余肃敏公文集》一卷。《明史·卷一百七十八·列传第六十六》有传。

怀恩含蓄地劝告余子俊说：

“章瑾的事情，您来上奏，我在宫中为您助力！”

余子俊道歉说，自己不敢。

怀恩感叹道：

“我原本就知道外廷无人啊！”

当时，都御史王恕屡次上疏，恳切率直。

王恕（公元1416年～公元1508年），字宗贯，号介庵，又号石渠，三原（今属陕西）人，明代中期贤臣。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登进士第，选庶吉士。后为大理寺左评事，迁左寺副，又历任扬州知府、江西布政使、河南巡抚、南京刑部左侍郎、左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傅等，历官十九任。也是首任河道总督。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卒，年九十三。追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谥号“端毅”。历仕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五朝，扬历中外四十余年，刚正清严，始终一致。与马文升、刘大夏合称“弘治三君子”，辅佐明孝宗实现“弘治中兴”，史称“始弘治二十年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为极盛者，恕力也。”与其子王承裕并为“三原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王端毅公奏议》。《明史·卷一百八十二·列传第七十》有传。

怀恩极力扶持，王恕才幸免于祸事。

每每王恕上疏，怀恩看后，都会感叹说：

“天下忠义，斯人而已。”

等到明孝宗弘治初期，朝廷言路大开，进言者措辞过于急切，甚至指斥内臣为刀锯之余。

为此，覃昌大怒。

怀恩没有动气，他对覃昌说道：

“话虽难听，但是事实。我们本来就是刑余之人，您又何必动怒呢？”

本文框架，依照明人王鏊所撰《王文恪公笔记》中《怀恩》一节。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