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兵制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兵制之一，经唐五代变革，募兵制逐步取代府兵制，成为唐以后历朝主要兵役制度。明初因恢复经济发展需要，实行军户制为基础的世兵制。

但随着明朝国家日趋稳定与经济逐步发展，土地兼并现象日趋发生，导致军户赖以生存的土地逐年减少，这从本质上动摇了世兵制生存的基础。

明中期开始，明朝军队出现大量的缺额，这迫使明政府开始实施募兵制以弥补兵额不足。

嘉靖年间，当朝为官者尖锐指出“国初京营劲兵，不减七八十万，元戎宿将常不乏人。自三大营变而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如初，然额军尚足三十八万有奇。今武备积驰，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

以明朝中央军京营为例，崇祯十二年，“按籍额军十一万有奇”，但在清点检查之后“半死者。余冒伍，疲甚”。

班军是北京城之外的附加守备力量，从仁宗年间的十六万人，到嘉靖年间已减少到四万，而到崇祯年间，更是仅有两万人左右。

天子脚下的禁卫军情况尚且如此，地方卫所军户的缺额现象更加普遍和严重。成化年间，山东德州、徐州等地“守城不过疲卒二三百人”。

嘉靖年间，在沿海地区，由于军户长时间缺伍，导致倭寇海患不断，“漳、泉巡检司弓兵旧额二千五百人，仅有千人”，“国初福建马步军共四万八千二百名”，“迩来卫所消耗，行伍空虚，计其所存，曾不能以半，较之额数，不知其所余凡几何矣”。

北边九镇的边军，在明朝中后期数额也逐年减少，“祖宗边军百万，今存六十万”，在重要边防军镇大都缺额三分之一左右，少数边远军镇缺额达到八成以上。

可见地方军户大都缺额过半，遇到农民起义，只能调京军或边军来镇压，这样又造成京师和边防守备空虚，顾此失彼，严重影响了国家军事安全。

就军户缺额的原因，大致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军户实行世袭制，在明初分予各军户的五十亩土地，经过世代繁衍，子孙得到的土地越来越少，使得其生计日趋变差，不得不逃离军籍，改做他业。

而皇室赏赐土地与世家大族的土地兼并，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军籍土地变得更加稀少。《明史》载：“田归豪右，军尽虚籍”。到万历时，军屯土地比洪武时减少二十四万九千余顷，再加上环境恶化与土地沙漠化的影响，军户可耕种的土地更是屈指可数。

其次，明代军户地位低下，徭役繁重。“各个衙门、各级官员、军队将校，都可以役使军士。公役、私役繁苦，是引起军士逃亡、军队积弱的重要原因。”

军户不仅承担着严苛国家的防务，更受到了各级官吏的压迫，弘治十七年，“京城修造，前后相仍，做工军士，累力赔钱，每遇班操，宁死不赴。”

嘉靖皇帝为了修陵寝，“役使京军七万”。军户受到的残酷劳役和低下的社会地位，直接导致军籍人士大量逃亡，这成为军户缺额的重要原因。

而军户的大量缺额，直接导致了明朝政府开始大规模实行募兵制。《明史》载：“正统二年，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陕西得四千二百人”，由此可知，明政府募兵开始于正统年间。

募兵逐步成为明朝军队中份额最大的兵源。北边九镇之宣府镇，明中期开始，招募兵已占军中份额半数，“弘治正德以后，官军实有者仅六万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与士兵居其半。他镇率视此。”而在沿海地区，募兵的数量在明中期之后更是达到三分之二以上。

​募兵与军户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军户属于世袭制，一旦入籍，世代为军，不得更改，与国家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募兵则是国家花钱雇来的佣兵，并不属军籍，退伍后仍然为民。

其次，募兵是全职兵种，并无军户所必须的边耕边战的双重义务。最后，募兵不仅没有耕作义务，而且薪酬要比军户更高。

募兵制的实行，改变了过去半耕半战的状态，成为了全职作战的军人，训练有素，战斗力大大提升，成为了明王朝中后期进行大规模战争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