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米尔顿·罗斯（Philip Milton Roth，1933年3月19日-2018年5月22日），美国战后最为重要，也是特色最为鲜明的犹太裔小说家之一。

R.I.P

1959年，年仅二十六岁的菲利普·罗斯以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再见，哥伦布》一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轰动美国文坛。由此开启了他五十多年的文学写作生涯。

菲利普·罗斯一直站在美国文学的前列。他的文学成就为其赢得了美国文坛“3L”的称号——

Living Literary Legend（当代文学传奇）

2012年11月，菲利普·罗斯宣布将不再写书，这意味着罗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画上了句号。

2018年5月22日，他的一生也画上了句号。

这一天，也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逝世的日子。

他在《人性的污秽》里写，没有任何东西得以恒久存在，然而也没有任何东西转瞬即逝。但罗斯，如他自己所言，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小说，读小说、写小说、教小说。在他85岁的一生中，他留给我们无数不朽的文学精品。

以下文摘，选自南京大学但汉松老师的文章《罗斯在拧紧》，收入《以读攻读》（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

莱斯利·费德勒曾说，“成为美国人与成为英国人或法国人不同，它意味着去想象一种命运，而非继承什么；因为美国人总是栖居于神话而非历史之中。”罗斯想必非常赞同这一说法，至少他在70年代之后写的小说，都是沿着这一想象的轨迹在运动。书写犹太民族在美国社会中的种种玩笑，似乎已被这个成熟后的作家所摒弃。他更为关注的，将是“美国梦”这个国家神话中的种种许诺、沉醉、谵妄和背弃。罗斯之所以要对这个动荡岁月的国家做愤世嫉俗的道德观察和政治讽刺，绝不是因为犹太性的烙印让他选择了自我边缘化，而是基于这个出生在三十年代、完整见证了美国二战英雄主义的新泽西男孩毫不动摇的爱国情感。当罗斯为尼克松的政治谎言而义愤时，就写了言辞激烈的社论投给《纽约时报》，在遭到拒稿后转而将之改成讽刺小说《我们这一帮》（Our Gang，1971）发表。

此时的罗斯早已跻身为举国上下的文化名流，在与第一任妻子的婚姻终结后，他身边的女人不断变换。他带新女伴去朗读会上见贝娄，谁知她却被贝娄俘获而成为其第四任妻子，他甚至一度与丧偶不久的杰奎琳·肯尼迪约会过。让罗斯深感麻烦的不再是自己与犹太社群的关系，而是女人。这不是文学譬喻意义上的麻烦，而是让罗斯身心俱疲、精神崩溃到见心理医生的创伤性事件。自罗斯被玛格丽特以假怀孕而骗婚后，这个“犹太式”好男孩就一直没有摆脱两性关系中占有与欺骗的纠缠。他的心理医生是如此钟爱这位文学奖拿到手软的精神病人在接受治疗时写的自述，以至于按耐不住地将之隐去名讳后发表在专业心理学杂志上（即便如此，罗斯后来还是无意中看到了，这也足见他阅读面之广）。

从《乳房》（The Breast, 1972）到《欲望教授》（The Professor of Desire, 1977），罗斯的公开敌人已经从犹太拉比，变成了女权主义者。当然，罪名也相应地从“反犹主义”更新为“厌女症”。那个叫大卫·凯普什（David Kepesh）的文学教授不过是波特诺伊的成年版，同样被性和欲望所唤起和折磨，只不过前者能用更加学术的语言（譬如这句“性是对死亡的报复”）来为自己种种耸人听闻的性变态行为做解释了。当然，当女权主义者为那个教授变成的155磅乳房在性欲勃发时发出的“别停，别听”声所冒犯时，罗斯还远没有抖露他更为下作淫秽的性想象。我几乎能想到书评人角谷美智子在读到《垂死的肉身》（The Dying Animal，2001）中凯普什喝女性经血时的咬牙切齿。不用问，这肯定是罗斯刻意为之的挑逗式反击了。

但与其说这个时期的罗斯是一个“欲望教授”（他确实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英文系教书），还不如说这时的罗斯更像一个卡夫卡，试图写着自己的文学“变形记”。他非常痴迷于卡夫卡，不仅在课堂上用一个学期专门讲授这个侥幸死在大屠杀之前的犹太作家，还对与之相关的东欧文学和东欧城市暗生情愫。他多次去布拉格和布达佩斯旅行，不只是访问卡夫卡故居，还暗中筹措经费资助那些生活困顿的东欧自由派作家。米兰·昆德拉也正是在此时，与罗斯结为了挚友。

我们曾出版过的菲利普·罗斯作品：

“美国三部曲”：《我嫁给了共产党人》

《美国牧歌》《人性的污秽》

本期编辑|西子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