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研究”是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早期着墨甚多的重要研究领域，至今仍是一份极其丰厚的媒介研究理论遗产。在“伯明翰时期”前后，即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青年霍尔不断接合、争执和化用来自英国本土和欧洲大陆的各种方法和理论资源，在介入媒介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实现方法转向，进而描绘出一幅断续错杂的动态理论图景。

通俗艺术

二战后英国“丰裕社会”的来临、“大众文化”的爆炸和“新左派”运动的兴起催生了具有英国本土色彩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从1956年到1966年夏季，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的早期媒介研究对青年霍尔介入媒介批判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无阶级感》和《通俗艺术》构成了霍尔在此阶段从事媒介研究的两个代表作品。前文展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重构。霍尔将大众传播视作一种可以改变现实的真实物质力量，认为诸如广告这种铺天盖地的大众传播形式制造了一种真实存在的“无阶级感”的虚假意识，而媒介研究可以重新激活一种汤普森（Thompson）式的工人阶级主体抵抗政治。后文是左翼利维斯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在大众媒介批判领域的一次重要尝试。作者强调主要依据媒介内容的“实际品质”，而非主流传播研究所谓的“传播效果”，来进行媒介文化的良莠划分。具体操作方法是通过对媒介文本的“细读”从而在通俗文化中鉴别艺术。

介入社会学

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在1966年夏季学期决定“试水”欧洲经典社会学理论。霍尔试图将利维斯（Leavis）的文学批评方法，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文化科学”方法进行嫁接。诸如“理解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现象学方法”和“符号互动论”等，具有韦伯传统的社会学方法，成为霍尔进行媒介批判研究的重要替代工具。在《嬉皮士：一个美国时刻》一文中，霍尔将现象学方法用在“嬉皮士”的媒介化过程研究当中，讨论政治的媒介化所具有的情境意义。通过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嬉皮士的生活方式（这也是现象学方法的基本要求），霍尔发现嬉皮士是对特定社会情境的一种定义，或者说他们的世界观具有一种抵抗美国主流社会价值的越轨意义。此外，研究中心还围绕大众传播社会学的一些经典文本组织研讨会，这些文本主要分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史、传播研究方法和经典实证研究案例分析三大类。在本阶段，从1967年夏季学期开始，研究中心内部研讨会开始零星出现了对法国社会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思想的相关引介。尽管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已经零星渗入该中心，但是结构主义方法却未能得到包括霍尔在内的中心人员的足够重视。

结构主义的冲击

1968年圣诞学期，霍尔在研究生研讨会上先后作了两次关于女性杂志的研究报告，并指导女性小组完成了《治愈婚姻》的研究手稿。这是该中心首次采取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早期作品中的符号学方法研究女性素材。1969—1970年，霍尔在《大众出版与社会变迁》一文中提出综合利用文学批评、语言符号学和文体论的方法，勾勒出通俗出版物的意指模式和潜在意义。在关注意义产品如何遵照某种意义结构进行生产和消费的深层问题下，报纸成为一种征用语言、修辞、图像和各种呈现手段的复杂符码结构，由此符码结构赋予了“新闻”某种意义。因此，霍尔将报纸称为一种结构整体，并与主流传播研究的传输和接收模式作出区分。霍尔对这种结构整体和意义生产的进一步探索，体现于1970年发表的《一点听世界》一文中。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论、现象学社会学和符号学结构主义等方法和理论资源在文中得到普遍征用。霍尔认为新闻业正是通过类似特定程序和惯例的常识结构来赋予新闻工作某种特殊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霍尔此时已经使用了诸如“编码”“意识形态”和“故事”等具有结构主义色彩的理论术语。

1971年6月4日，由霍尔牵头组织了一次名为“定位马克思”的座谈会，与会学者主要围绕马克思的《大纲》，“重回政治经济学”；同是在1971年，包括阿尔都塞（Althusser）和葛兰西（Gramsci）在内的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译著开始进入研究中心。而上述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与符号学结构主义的历史结合，促使霍尔在媒介研究领域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自1971年以来，《越轨、政治与媒介》《临时笔记：作为媒介的电视及其与文化的关系》《广电的外部影响》等文章，日益凸显了霍尔在1971年底到1972年初综合“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媒介批判方法。1972年下半年，《新闻照片的测定》充分反映了霍尔在1972年以来不断“试水”符号学结构主义与意识形态批判研究的理论动态。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媒介批判分析路径，霍尔接连发表了一批媒介案例分析文本：《事件的结构化传播》《制造新闻与犯罪》以及《电视时事新闻的“联合”》。上述文章充分展现了符号学结构主义方法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对霍尔媒介批判研究的重要影响。

转向葛兰西

《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与《政治学和意识形态：葛兰西》呈现了霍尔1976年前后“转向葛兰西”的理论动态。1977年，霍尔等人回击了《银幕》杂志的罗莎琳德·科沃德（Rosalind Coward）对《通过仪式抵抗》和《电视时事新闻的“联合”》两项研究的点名批判，从葛兰西的问题式出发强调科沃德无视两篇文章的“具体问题”和“历史特性”。霍尔认为，《银幕》理论的最大问题是将文本置于核心位置，从而脱离与其接合的社会、政治或者历史的实践，由此任何意识形态斗争必然只能发生在抽象的“主体”领域，其批判的核心是对拉康（Jacques Lacan）理论“超历史”的抽象主体形式的批判。1977年，霍尔在《文化、媒介与意识形态效果》一文中明确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视作大众媒介研究的“枢纽”，据此系统梳理和推进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批判研究。1978年，在《监控危机：行凶抢劫、国家、法律与秩序》一书中，霍尔等人已经明确采取了诸如“建构共识”和“霸权危机”等明显具有葛兰西问题式的核心概念，而“情势分析”方法成为该书调用葛兰西资源得出的最具创造性的研究方法。1982年，在《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体研究中被压抑者的重返》一文中，霍尔系统回顾与总结了“伯明翰时期”的媒介研究历程，通过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结构历史化”处理，走向了一种将“霸权与接合”综合考量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即媒介研究中的“意识形态的再发现”。

霍尔早期媒介批判方法的主要特征体现为与主流传播研究的“四大断裂”：第一，从“行为主义”研究转向“意识形态”批判；第二，从“内容分析”转向“文本分析”和“情势分析”；第三，更加强调媒介受众的“积极性”和“差异性”；第四，尤其关注大众媒介与文化霸权问题。霍尔早期媒介批判理论的启示意义体现在其不断进行理论化的方法隐喻当中：第一，“理论的噪音”，即强调以批判立场不断接合各种理论和方法资源；第二，“与天使角力”，即始终依据特殊经验改造抽象理论；第三，理论的“断裂”，即强调理论工作绝非一种同心圆似的均匀铺展；第四，理论化过程的“世俗性”和“污浊性”，即强调理论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介入特定历史情势中的具体问题当中。

原标题：霍尔早期媒介研究方法转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宗益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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