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中纪委：御史台（上） 儒家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官员们仅仅管好自己是不够的，还必须管好自己的家人，否则，就别出门。据《朝野佥载》，唐太宗贞观年间，桂阳县县令阮嵩宴请来宾，叫来艺妓歌舞助兴。阮嵩的老婆阎氏知道后，抓起菜刀，披头散发光脚光膀子，闯入宴会厅。艺妓逃命，阮嵩则吓得躲到床下。年度考评时，顶头上司刺史崔邈给他作出评价是：老婆都管不好的人，凭什么去教化百姓！老婆没有教养，丈夫能有什么道德品行！考评等级：下。最终结论是：免职。
也许当今的人们不赞成唐朝的这种理论。不过，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家有恶妻者，是很难做一名好官的。我们身边的无数事实证明，清廉官员的配偶也很清廉，贪腐官员的配偶总是十分贪婪。
在中国古代，是禁止官员经商的。《礼记·坊记》：“子云：君子不尽利，以遗民。”最晚自周朝开始，就将官员经商视作不道德的行为。到了唐朝，“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更是明确写入了《唐六典》。别说做生意，即便买房子出租、将自家的房子改造后出租，也是不行的。
唐玄宗就下达了《禁赁店干利诏》：
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於此。自今已后，其所赁店铺，每闲月估不得过五百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
有少数官员在市场附近建房子、买房子作为商铺出租给商户，“干利商贾”，即侵夺了商人的利益，皇帝很不高兴，下令：一、“清资官”（指除专业技术官员之外的官员，后面详述）限期将房子卖掉，否则严惩；二、其他官员的商铺，每间月租金限定在五百文之内，否则严惩。这实际上就是让非清资官也无利可图。
除“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尚书省四品已上、诸司三品已上”等极少数高级官员，御史台对其它官员可以独立处理。即便是这些高级官员，御史台可以在报告宰相的同时，随时在朝堂上报告皇帝。因为，御史台的几乎全部官员，是朝廷各种场合必须到会的成员。可以说，从皇帝到宰相，基本认识御史台所有官员，但是，可能不记得尚书省或者其他衙门五品官的姓名。
御史台的官员的级别并不高，如最低级的监察御史，才正八品上，比下等县县令（从七品下）级别还低，真是芝麻绿豆的官职了。但是，绝大多数五品以下的官员，宰相们拍板便完事，但是，监察御史却是由御史大夫或者宰相万里挑一，向皇帝推荐而任命的。
监察御史共有十名。这十个岗位，是唐朝培养、锻炼优秀青年干部的主要基地之一，担任者多是青年官员，全是从有良好社会声誉的地方官员中选拔上来。他们在这里一般工作两三年，就会调往其他岗位，提拔任职。《唐六典·御史台》：
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
监察御史们经常奉皇帝或宰相之命，巡视全国，纠察地方大员。他们敢想敢说敢干，不畏权贵。
御史出巡，受到地方官员们高度重视，各地州县长官跑出老远迎接御史，以至于唐玄宗不得不颁发《戒州县祗候御史诏》，下令：再有这样的事，地方官员依法治罪，御史贬官。
把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放在得罪人的位置锻炼，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胡闹，这不是存心害人家么！
须知，古代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是邪不压正的，至少，在士大夫阶层是如此。御史，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御史台，而是整个社会。
太和二年，刘蕡参加制科考试。当时宦官专权，他在考卷上写下长篇大论，肆意鞭笞宦官干政。他虽然落选，但他的文章不胫而走，他个人也一夜成名。被录取的士人们还向朝廷请愿：“刘蕡不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 不录取他，我们没脸啊！请把我们的官位让给他吧！
刘蕡虽然在朝廷没法做官，但是，成为士大夫们的座上宾。《旧唐书》曰：
令狐楚在兴元，牛僧孺镇襄阳，辟为从事，待如师友。
地方官们，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山南东道节度使牛僧孺，先后请他到自己的幕府任职，并以老师、朋友的礼节对待他。
越是敢说敢干、正气凛然的官员，名气越大；越是敢于挑战权威的士人，越受人尊敬。如果因为挑战权威，包括挑战皇帝而丢官，他根本不用担心吃饭问题，所到之处，他会受到英雄般的礼遇。
让优秀青年干部担任监察御史，显然是为了培养他们的蓬勃朝气、进取锐气、刚直名气。唐朝许多声名显赫的大员，著名宰相如裴度、元稹，都是从这个岗位走出来的。《唐会要》：
长安二年（702年），则天令雍州长史薛季昶择寮吏堪为御史者。季昶以问录事参军卢齐卿，举长安县尉卢怀慎、季休光、万年县尉李乂、崔湜、咸阳县丞倪若水、盩厔县尉田崇璧、新丰县尉崔日用。后皆至大官。
下面这个实例，有助于说明唐朝的政治运行程序。《唐会要》：
永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监察御史韦仁约劾之。大理丞张山寿断：以遂良当征铜二十斤。少卿张睿册以为非当，估宜从轻。仁约奏曰：“官市依估，私但两和耳；园宅及田，不在市肆，岂用应估！睿册曲凭估买，断为无罪。大理之职，岂可使斯人处之”。遂迁遂良及睿册官。
永徽元年（650年），是唐高宗当上皇帝的第一年。褚遂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是唐太宗在驾崩前交代临终嘱托的两人之一，另一人就是唐高宗的亲舅舅长孙无忌。没有他们俩，唐高宗能否当上皇帝也得另说。因此，刚刚登基的唐高宗，对这两人不仅以师长之礼相待，而且十分亲近。此时，褚遂良是中书令，正宗的宰相之位，可谓位高权重、恩宠无比。
褚遂良以较低的价钱，购买了自己的下属、中书省一名翻译人员的宅子。监察御史韦仁约知道后，便上书弹劾。
随即，案子转到大理寺审理。大理寺的大理丞（主审法官）之一张山寿审理后，判决：依法对褚遂良处以罚款铜二十斤。在唐朝，铜就是钱，每贯重六斤四两至七斤，也就是说，处以褚遂良罚款三贯。此时，物价低廉，这一罚款数额还是很大的。
但是，大理寺的副职、少卿张睿册认为：用多少钱买卖房子是愿打愿挨的事情，所以褚遂良无罪，而张山寿对褚遂良给予如此重的处罚，是因为他在审理时，对这座宅子的估价过高。
监察御史韦仁约不依不饶，驳斥道：官方审理，当然必须依据市场价进行评估，怎么能以他们双方交易价为准呢！张睿册以如此判案，根本不适合在大理寺工作。
结果，褚遂良、张睿册均被降职。
御史台是否权力无边，不受制约呢？当然不是！
前面说过，“若御史有纠劾不当，（尚书左丞、右丞）兼得弹奏。”也就是说，尚书省的纪委书记也有反制他们的权力。《册府元龟》：
崔涣为御史大夫、税地青苗钱使，涣给百官俸物不平。皇城副留守张清发之。代宗诏尚书左丞蒋涣等讯鞫。数日，以涣及判官等赃状闻。贬涣为道州刺史；判官出削有差。
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御史大夫做事不公，官员们照样可以告他。当此之时，便是由尚书左丞来对他实行“双规”，调查取证。证据确凿，一样贬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