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新知大会现场。新知关于过去、关于现在、更关乎未来。资料图

傅雷。 资料图

《读书无禁区》的手稿。刊登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的《读书无禁区》如同一声春雷。资料图

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号。资料图

杨绛 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三联书店犹如“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武杰 法治周末实习生孙莳麦 当下，知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人文社科乃至艺术领域，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都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人类的社会和生活。 人们关心的知识永远指向未知，这才是世界的真相，而“未知”恰若双面的雅努斯神，既朝向未来，也回望过去。4月22日，以“生活·读书·新知”为标榜的三联书店举办了一场“三联·新知大会”，便是以“如何看待历史，怎样面对未来？”作为活动的主题。 大会邀请了人文、科学、艺术等领域的学者专家，将相关领域的新知识、新观念和新方法，以开放的形式，让学者与公众面对面地交流、聆听、碰撞，在讨论与争执中共同丰富着知识的阐释空间。 三联书店希望通过一场新知大会，以“历史”与“未来”这两个关键词，引发思考与探讨，让严谨、可靠、充满可能性的知识与思想，穿透日常的庸碌，驱动人们的思维。其实这也是三联书店80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把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研究潮流用书籍的形式连接大众，连接读者。 新知的旧时光

自上世纪30年代生活书店创办算起，三联书店已历80载春秋。“新知”对于三联书店是一个“老词”，但“新知大会”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此次活动的主持人表示：“新知大会，不是简单的时髦包装，也不是一次性的消费，它是由议题设置引发的对某一系列知识、学术研究的关注。我们将依托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再次为学者与公众搭建起思想与知识沟通的平台，延续基于现实的大众启蒙，将人们思考的点滴汇拢、聚合，理解当下，了解彼此。新知大会只是个开始。”

上世纪30年代，正值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文化界也因此受到波及，整个30年代的文化界被笼罩在乌云之下。文化界人士被迫害的历史不一而足，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便是其中一例。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七君子”之一的李公仆就是当时成立不久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社长，而邹韬奋便是当时《生活》周刊的主编。

其时，上海有一百多家出版社，能够顶风冒险出版进步书籍的却只有三家，这三家书店就是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更名为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1936年，在时任读书出版社社长、撰稿人李公仆、郑易里的带领下，书店出版了大量启发民智的书籍，指引民众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突出重围。

由郑易里和艾思奇合译的《新哲学大纲》便是其中相当有影响力的一本。它是从苏联米丁编写的《辩证唯物论》翻译过来的、系统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也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中译本。艾思奇在《译者序》中推介这本书时写道：“本书是一部价值最高的，现阶段哲学发展的里程碑的著作。”“这本书的出版，使中国目前新哲学上的争论问题也可以得到一个正误的标准。”《新哲学大纲》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思想，起到了帮助读者进一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提高理论水平和识别能力的作用，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这种畅销的情况在当时的其他书店都是绝无仅有的。

这本书运到延安后，便成为延安各学校革命学员的必读书目。除此之外，在硝烟滚滚的战争年代中，郑易里还带领队伍编译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的中文全译本。该译本博采众家之长，使用国际音标注单词、译文使用现代白话文、例证丰富。这项工作一方面，为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提供了便捷之途，为当时文化落后的中国注入了新鲜血液；另一方面，这也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旗帜——通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认识迫在眉睫的各种问题，为当时的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同时通过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指导中国革命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出版家领导三联书店出版的2000多种图书，40余种报刊，是火种，也是旗帜，引领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

新知的新时代

上世纪30年代，以邹韬奋为代表的一批爱国人士创办了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出版进步图书、报刊，高擎起宣传先进理论，传播科学文化，推动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大旗。

在80年后的今天，身处和平年代的人们拥有了更为广阔的阅读自由和更加多元的获取知识的途径，摆在我们面前的或许不再是“如何逃离禁锢思想枷锁”的问题，而是更多地着眼于自身，关注个体如何把握时代的变迁，以及如何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存在的问题。

在“三联·新知大会”活动现场，有关未来，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江晓原，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围棋研究所所长、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终身制教授刘知青，新华社高级记者李安定，智能驾驶专家尹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教授田松，围绕“人工智能与我们的关系”，分别探讨了人类知识系统将何去何从以及人类的主体性将如何凸显等问题。

回溯历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白谦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围绕专业的哲学、历史学术问题，以开放的形式，对如何对传世经典文献进行疏释与形塑，夏代的信史之争背后展现了怎样的史观，收藏与社会精英的文化消费模式又有着怎样的关联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争辩。

或许正如三联书店总经理路英勇先生说的，“知识永远承诺开放，而不是封闭，知识的可靠性不仅来自权威，更来自开放的对话”。新时代的“新知”，再也不是传统的“知识胶囊”对读者喂养式的知识贩售，而是将前沿的、可靠的、充满可能性的知识置于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有提问，有挑战，而不是将知识视为关于世界无可置疑的真理。

于学者，它使知识经过了质疑、挑战、检验而变得更具理性，为学者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启发；于读者，它拓宽了普通大众获取知识的渠道，看上去冷僻、高深的问题因走出书斋而变得亲切感性。这也体现了三联书店一直以来“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同时，知识本身也因分享与体验激荡出更多的可能性。

学者许纪霖认为，一部三联的历史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倘若没有了三联，这些年的思想启蒙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很有可能要改写。在金钱与权力之外，三联图书建立了第三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

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1978年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人迎来了对知识极度渴求的十年。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如春雷一般，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和读书生活中激起巨大波澜。几天内，首版5万册很快售罄，马上加印的5万册也销售一空。“读书无禁区”不胫而走，成为新启蒙时代最响亮的口号，文化知识界的“集体记忆”。

三联书店原总编辑董秀玉回忆起那段时间，将1978年到1987年称为“文化和知识思想的饥渴期”：“那是一个很疯狂的热情的时期，买书排的队会拐几个弯，我们自己出版了西方学术文库，最难读的一本叫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居然发了7万本，我们做梦都不会想到会有7万个人能读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个事情是1987年的时候。到了2001年，我请那个译者，我说我不放心这个事，你给我写一个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导读，因为这本书太难懂了，我知道我们都看不懂，发行了7万本。沙特的《存在与虚无》10万册，那个时候《情爱论》100万册，都卖疯了，我们现在做的心智文库，真是当时的知识需求，思想需求都体现出来了……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年代，‘四人帮’刚刚打倒，个人迷信未除，大部分人余悸未消，思想文化园地一片萧索荒芜，但刚从干校返回的陈翰伯、陈原、范用、倪子明等就开始酝酿和筹备着《读书》的创刊，高高举起了捍卫真理的大旗。”

在《读书》之后，带着三联书店出版标志的一本本新书渐渐多起来，引领着阅读者，进入思想文化的新天地。例如，《傅雷家书》让生活的本真、文化和知识的尊严重回当代人的精神生活；《随想录》冲破思想禁区的勇气鼓舞了整个中国知识界；《宽容》在娓娓道来中彰明新的人生态度——自由精神的实质在于宽容；《第三次浪潮》，在国人面前铺展开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将中青年学者在学术园地里孤寂耕耘的成果源源不断奉献给社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书人的世界由此变得绚丽多彩起来。

在众多知识分子眼中，三联书店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一家书店，而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杨绛先生生前在回忆起三联书店时曾提起这样一件小事：在寓居上海时，她常与钱锺书逛寓所旁的生活书店，在那儿可碰见许多文化界的熟人。一次，她在书店落下了一条围巾，刚到家就接到书店电话，告诉她围巾被来买书的傅雷带走了，特为转告。

杨绛说：“傅雷带走围巾是招呼我们去他家聊天，嘱店员打电话是免得我费神寻找。这件小事唤起了我的一种感受：生活书店仿佛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作家陈四益表示：“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架上都有三联的书，并非夸大其词。”学者葛兆光在搜索了自己的阅读记忆后说：“这些年来，对于三联书店，我相信相当多的人和我一样，记忆里总会有《读书》和《读书文丛》《文化：中国与世界》和《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当然还有《三联生活周刊》和《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三联出版物的装帧风格，似乎也与它的读者有了默契：朴素大方，清新淡雅，极富书卷气的设计，在喧嚣与浮躁中，营造了沉静和谐的读书氛围。

新知的姿态

学者汪丁丁把自己理解的三联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基于现实生活的大众启蒙。”“三联精神的现代意义是什么呢？是借了书籍的出版与传播使中国人对各自生活的零碎思考得以汇合交流，从而相互理解。三联精神的现代意义，就是‘基于生活，读书和新知的思想自由’。”

“为学者与公众搭建起思想与知识沟通的平台”，是三联书店一向的目的和追求，也是其80年来的坚守。这一坚守，与《生活》主编主编邹韬奋先生的“民众观”分不开。1926年，在接办《生活》周刊之后，邹韬奋立即向社会各界声明：“我们办这个周刊不是替任何人培植势力，不是替任何机关培植势力，是要借此机会尽我们的心力为社会服务。”并亮出了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的理想和决心。

1926年10月24日，由邹韬奋主编的第一期《生活》周刊里便开辟了新专栏——”读者信箱”，专门刊载读者来信及编辑部的回复，既重视信息发布又强调信息反馈效果，把编辑和读者放到了平等的位置。邹韬奋在处理读者来信的工作上投入了极大心血，他认为，凡是给报刊写信的人都是将编辑视为知己，因此，编辑也应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来对待他们，要为读者“竭我智能，尽忠代谋”。

“新知大会”则是以学者的演讲为主体，在活动的最后，主办方还设置了对谈环节和读者问答环节。在这一环节中，学者和观众突破了舞台的界限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双向互动中丰富了知识的阐释空间。在这样的人群中，有不同的学术领域，也有不同的学术观点，甚至在学术观点上完全不能商榷兼容，但在这样的平台上，却能共赴雅集。

以这样的方式，学术界的“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以一个开放的姿态面向大众，给群众以启示，同时在群众的质疑中再次更新。“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这也是新时代的“新知”应有的姿态。

责任编辑：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