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与情人迪奥尼斯·马斯科洛，杜拉斯称他为“美男子”
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个在法国文学史上难以归类的作家、一个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模仿的女性。因《情人》而在中国广为人知。但除了《情人》外，大多数人又对她所知甚少。
下文中的采访来自于1986年，杜拉斯72岁。距离杜拉斯凭借《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已经过去了两年。这期间，杜拉斯因为《情人》的大获成功，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剧变，但本质上，她仍然是那个嬉笑怒骂的金句女王。她继续写作，继续自己不羁的生活。
在摘录自《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的这篇采访里，她谈自己变化的生活，谈过去的失败与现在的成功，评论自己和同时代其他的伟大作家，也聊欲望与情爱。最后，我们能从中窥见一个伟大而真诚的灵魂。
《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法]索菲·博加艾尔 整理
黄荭 唐洋洋 张亦舒 译
《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由中信文学品牌中信大方出版。该书是杜拉斯生前1962-1991年间的访谈集合，由法国现代文学大学教师索菲·博加艾尔整理，黄荭、唐洋洋、张亦舒翻译。
这是一部时间上横跨30年的杜拉斯访谈集合，忠实纪录了44次杜拉斯本人在生命每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的真实思想。沿着这部访谈，你可以感受到这位伟大的女性先驱作家，是如何一步一步在思想上进化的。诚如书名所言，这是一部完整的、杜拉斯的私人文学史。
更重要的是：杜拉斯谈杜拉斯，谈论的并不仅仅是她自己。那是法国文学最后的黄金时代，普鲁斯特、罗曼·罗兰、萨特、波伏娃、加缪、纪德，这些大师和他们的影响力仍闪耀着当时的法国文坛。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作为同时代的大师，杜拉斯是如何评价他们的。同时，杜拉斯也不仅仅谈论文学，她也谈电影、谈爱情、谈戏剧、谈日常生活。可以这么说，这是一部隐藏在访谈录里的，二十世纪法国社会生态百科全书。也是任何对当代法国文学、社会生态有兴趣的人都不可错过的经典。
与一位超越所有龚谷尔奖得主的作家的对谈
杜拉斯的新作问世了。书名叫《乌发碧眼》（Les Yeux bleus cheveux noirs），11月17日由午夜出版社出版。同一天，龚古尔奖委员会将宣布今年的获奖者，两年前他们曾把奖项授予《情人》。因此，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比杜拉斯还杜拉斯的女王玛格丽特，讲述了过去两年带着光环的生活对她意味着什么。金钱，文学，政治，性：“玛·杜”用她那难以模仿的嗓音，向皮埃尔·贝尼舒（Pierre Bénichou）和艾尔维·勒马松（Hervé Le Masson）娓娓道来。
《新观察家》： 杜拉斯，过了两年……您的《情人》已经卖了将近一百万册，并且……
杜拉斯： 不。不是一百万，是一百五十万。九十万通过正常渠道售出，六十万通过俱乐部订阅。这还只是在法国本土。
《新观察家》： 很好……您准备出版一部新的小说： 《乌发碧眼》。正好在龚古尔奖颁布当天问世，也就是11月17日。如果要您总结这两年……
杜拉斯： 这两年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首先，我出版了另一本书《痛苦》。然后我生病了，我去了医院，回来后我又写了一本书，这两天上市。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除了金钱。我知道它在那儿，不停地增加，填满了保险柜。这真让人高兴。没有任何问题，钱来得很容易，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新观察家》： 事实上，有这种体会的人相当少。
杜拉斯： 那是很多钱，很多很多。不过也不算太多，因为《情人》的单价非常便宜。每本只卖四十九法郎，和我即将出版的这本书一样。另一方面，低于五十法郎的书似乎卖得更好。这是个笑话！我有这样的经历。一辆辆装满书的卡车停在午夜出版社外面，人们走到窗边。“这是什么？是在卸货吗？——不，是《情人》。——好吧，还是回去睡觉吧！”它甚至拯救了阿朗松的一家濒临破产的印刷厂……我笑是因为一个七十岁的龚古尔奖得主，听上去还是有些奇怪。
《新观察家》： 您获得了更广泛的读者群……这给您带来了什么？
杜拉斯： 我买了两件羊绒衫。
《新观察家》： 太好笑了！
杜拉斯： 不，别笑。变了，都变了。我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因为一切似乎和昨天一样，可还是有什么变了。角落里的那笔钱属于你却没有人花！那笔钱没有人花。现在如果去餐厅，付钱的人永远是我，无论是两个人还是十五个人吃饭，都是自动由我结账。不过读者的反应尤其值得玩味。首先是那些喜欢我很久曾经抱怨过的读者。他们造就了我，就是这样，所以他们不希望我也属于别人。我是属于他们的。
《新观察家》： 您感觉自己突然变成了一名通俗作家？
杜拉斯： 听着，我写的最受欢迎、最大众、最通俗的一本书，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总共卖了五千本。格诺——别忘了，是格诺发掘了我——对这本书很着迷。他推了这本书，我甚至差点得到龚古尔奖，但是，一个《费加罗报》（Figaro）的家伙写道：“我们不会把龚古尔奖颁给一个共产党人。”那是1950年，《堤坝》中提到了一个简单的政治愿景。那就是： 从那里撤离，把殖民地——印度支那——留给当地人。
《新观察家》： 这本书还拍成了电影？
杜拉斯： 是的，十多年后拍了一部糟糕的电影，其主要“信息”是： 人们留在殖民地。（笑）
《新观察家》： 也不卖座。
杜拉斯： 是的。不过《情人》的成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书里重新塑造了《堤坝》中的人物，重拾了以前书中的各类主题。我的哥哥，我的母亲，我的情人，他们在书里，这就是他们。此外，还有这场读者发起的运动，反对固有的观念： 有人对我们说她的书很艰涩，杜拉斯很难懂，我们可以试试，通过我们自己……您想知道点什么吗？
《新观察家》： 我有些同意这种说法……
杜拉斯： 现在，人们会把我的采访演出来。
《新观察家》： 什么？
杜拉斯： 我们所说的一切都会演出来。有几家剧院已经演过了。
《新观察家》： 我希望我有权选择演员。抱歉，可我希望这种偶像崇拜会让您觉得可笑。
杜拉斯： 是的，是的，如果这样可以让您安心的话。一天，有人给我打电话：“现场准备好了，我们将表演您和密特朗的第四次对谈。”我立即回复说我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就是这样。这有些疯狂，不过我在《世界报》接受的祖克（Zouc）的采访，我还是没能阻止他们把它搬上舞台。我对这一切说不，我是第一个把它们当成玩笑的人，同时我也为人们的奇思妙想，为他们创造的这种戏剧而感动，而着迷。
《情人》电影由梁家辉饰演男主角
《新观察家》： 重要的是什么？
杜拉斯： 我无法用一句话来回答。可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因为和一件事有关……可以的话，让我重头细数一遍，在我小时候，我的家庭经历了各种不幸，非常严重的不幸，包括父亲的去世，无法耕种的土地，等等。我长大了，上了大学，谈了几场恋爱，我通过了考试，我开始写作，战争爆发了，然后是解放运动，突然间，我醒了过来，眼前是奥斯维辛。就好像我之前的人生都是在睡梦中度过的。我一下子醒过来，看到了奥斯维辛，那些集中营。七百万犹太人惨遭杀害。从此，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写什么，我从未真正离开过那个地方，那个犹太人被屠杀的地方。它对我来说成了所有人的悲剧。我去看了“希特勒罪行”，就在当时还是抵抗组织领袖的密特朗的办公室，那时战争刚刚结束，所以我很早就了解了一切。对，就是这样。我在睡梦中度过了三十年，在三十岁即将过去的时候我醒了，面对奥斯维辛，好像我自己也曾经被人杀害过。与此同时，我的丈夫从集中营回来……
《新观察家》： ……您把这段经历写进了《痛苦》，大概是您书里最骇人的一本，以至于人们几乎不敢将它归入您的文学作品……这个绞肉机的故事……
杜拉斯： 是的，当我的丈夫从集中营回来，当这个瘦骨嶙峋的人熬过几天后，医生告诉我唯一救活他的机会就是给他吃点肉汁……
《新观察家》： 您找来一些肉，可是只有饭店有绞肉机。于是，在1945年的巴黎，您试图借一台绞肉机。您去了四家饭馆都没有。第五家有一台，您租下它……
杜拉斯： 是的，每天一千旧法郎！这些事应当说出来。东西，价格，所有的一切。它们是存在的。因为这些事发生了。因为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可人们不敢说出来。
《新观察家》： 那么《情人》中的那些人物和场景也像您说的那样真实存在？
杜拉斯： 是的。我想对您说： 没有一个标点是编造的。一切都有迹可循，一切，堤岸的单间，那些街道，妈妈的连衣裙，大哥哥，小哥哥，寄宿学校，埃莱娜·拉戈内尔——显然她就是劳儿·V·斯坦因。还有那颗钻石，它现在仍然嵌在我的戒指上。《情人》就是我的地图。您想我怎么会编出莫里斯-莱昂·博莱，也就是若先生的那辆车？我不知道它的存在，这个词是我凭空想到的。
《新观察家》： 那么托卡隆（Tokalon）香脂呢？
杜拉斯： 是的，我妈妈给我用过一点。这些尘封的名字作为美容用品再次出现。我只用它们来支撑我的叙述。
杜拉斯和最后一任情人杨
《新观察家》： 在您看来，这些不时闪现的回忆是大作家的标志吗？
杜拉斯： 我想一名大作家是不会问自己是否是大作家的。娜塔莉·萨洛特是一名大作家。我想她从来不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新观察家》： 你们有共同之处吗？
杜拉斯： 一点也没有。我们对彼此怀有深厚的友情。我也喜欢格诺。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稍有不足的是他的腼腆，某种生理上的束缚，让他无法充分地释放自己——不过《严冬》（Un rude hiver）、《生命的星期天》（Les Dimanches de la vie）、《地铁姑娘扎姬》（Zazie）都是杰作。至于其他作者，在我没有读过他们的所有作品时，我想说到底我应该也不是很喜欢他们。而我读过的当代作家太少了……加缪，我太了解他是怎么写作的。萨特，不，我不会读他，永远也做不到。阿尔伯特·科恩也不会读。
《新观察家》： 甚至是《魂断日内瓦》（Belle du Seigneur）？
杜拉斯： 是的，那里面有一种生的喜悦，让我感到失望。一种刻意追求幸福的努力。要么得到幸福要么不。那大概是糟糕的一天，糟糕的一刻。
《新观察家》： 但科恩根本不是这样！
杜拉斯： 的确，我大概读了不超过六十页……我几次拿起又放下。我对这种文学不感兴趣。然而我可以写上三千页。我是一个追求“冲击力”的读者。这个夏天我重读了司汤达和卢梭的所有作品，整本《忏悔录》，拉法耶特夫人，穆齐尔……回到萨特，我能说的最中肯的评价就是他的人道主义，四十年来它被当成我们的价值观，我不相信这一点。
《新观察家》： 您曾经比他介入得更深。
杜拉斯： 是的，我曾经加入过共产党。我的确这么做过。这不是我最后悔的一件事。让我感到惊骇的是当我退出这个组织，我花了十年才摆脱他们。不止十年。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时我离开了他们，直到1968年我真正得到了自由。期间，我被禁止一切类似反共主义的行为。像我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我可以一一列举……
《新观察家》： 然而，无论是您的公开表态还是您的小说，您讲述的内容和那些前共产主义者都不一样。
杜拉斯： 作家真正的主题是写作。根据我讲的某个故事，你能认出是我。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有时——不总是如此，也有艰难、痛苦的时刻——真正被文学占据。我被写作占据，无法与它并驾齐驱。于是我记下一些未完成的句子，抛出几个字眼。我写《情人》时有过这种情况，写《乌发碧眼》时也出现过。随后，我重读这些字眼，把它们和句子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句法，不过是拙劣的句法，甚至难以理解。对我来说都一样。这些字眼像灯塔一样照耀着，它们照亮了我想表达的内容。就是说我不在乎句子的修改。人们认为我采用了一种比以前自由得多的风格、句法——在《情人》中尤甚，《乌发碧眼》中也有体现——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不是为了这样写而这样写的。我这样写是因为没有别的写法，为了摆脱写作，为了反抗写作的侵袭。
《新观察家》： 人们经常模仿您刚才描述的杜拉斯风格。然而对一个作家来说最严重的，就是抄袭自己。您确定您没有这样的问题？
杜拉斯： 如果我没有这个自信我就不会写了。不过我也会弄错。这很难，因为要做到完全肯定只有每次把前一本书烧了。我现在写的时候会担心。《情人》出版后，再写一本新书同时避免落入窠臼变得难上加难。我应该改变别人的阅读期待，把他们引到别处。他们希望我留在原地，保持原样，不，我要改变方向。
杜拉斯和她的丈夫（右）和情人（左）
《新观察家》： 您改变了方向，但与此同时，您紧紧抓住读者，向他们发出请求。我以下引用的是您为《乌发碧眼》亲自撰写的一段话，这件事本身就不寻常：“读读这本书吧。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总的来说很讨厌，也要读读它。我们没有什么再好失去的了，不会失去您，也不会失去我。把它读完吧。”为什么会这样？您这么需要别人爱您吗？
杜拉斯： 我不能接受别人不喜欢我的书。我不接受，我会感到困扰。当我知道我让别人高兴，这样才算结束，我获得了平静，不再想这件事。（笑）您知道，为了让不爱我的妈妈认可我，我学习了数学、法律、政治学。
《新观察家》： 然而，就像有人写的，杜拉斯可不好对付……
杜拉斯： 不好对付，我吗？的确如此。我很记仇。什么都记。我偏爱的一本书《劳儿之劫》曾经被一份大报纸的评论扼杀了。拉康提出了抗议，有人说他甚至为这本书开了一个研讨会。可我绝不原谅。每次这份报纸向我约专栏我都会想到这件事。
《新观察家》： 在这一点上，您有些抹黑自己的形象。评论毕竟……
杜拉斯： 我只是不能适应。不过这挡不住我为此发笑。我经常笑个不停。我不敢说自己是我认识的人里最有趣的。您会说： 瞧，她又在自吹自擂了！可这是事实，我很有幽默细胞。我喜欢笑话。
《新观察家》： 比如？
杜拉斯： 一匹马遇到一匹斑马，它对斑马说：“喂，你怎么还穿着睡衣？”
《新观察家》： 您还喜欢顶着漏勺走到阳台上……
杜拉斯： 是的，在特鲁维尔，我和扬·安德烈亚还有我儿子会这么做。人们觉得我们疯了，我却要笑死了。
杜拉斯和杨被合葬在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
《新观察家》： 您是怎么做到让那些年轻人围在您身边的？
杜拉斯： 因为……因为我是一个作家……对我来说这可能有一点，虽然……的确，有一打老朋友我不再见他们了。我也变样了。（笑）他们总是希望我不再写文章，希望我不要加入共产党，希望我永远不要抱怨那些负面评论。我就打扫打扫房间，做做饭，熨熨衣服，然后继续在黑暗中写作。我要告诉您： 我的老朋友们和我的前夫，他们大概很想我写的书2010年才被发现。
《新观察家》： 快问快答： 您认为自己是当代最杰出的法国作家吗？
杜拉斯： ……
《新观察家》： 既然我这么问，表示我离这么想不远了！所以？
杜拉斯： （扬扬手中的新书，爆发出笑声。）在这一季，是的。
《新观察家》： 那么克里斯蒂娜·维尔曼（Christine Villemin）呢？《解放报》上的这篇文章“绝妙的，必然绝妙的”，您会再写吗？
杜拉斯： 是的。我想引用狄德罗的一句话：“我犯了别人指控的罪行。是的，我是有罪的，我承认这点。可您呢，您对此一无所知。”（致拉卡里埃尔夫人的信）（Lettre à Mme de La Carlière）。人们从未像我一样为这个女人说了如此多的好话。
《新观察家》： 可您在她还没受审的情况下就判定她有罪！
杜拉斯： 我不在乎她是否有罪。
《新观察家》： 那么陪审团呢？
杜拉斯： 他们也不在乎！我可以肯定。总之，我的文章发表之后没有人再敢攻击她。您喜欢《乌发碧眼》吗？
《新观察家》： 很喜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您赋予性爱的重要意义，因为现在人们倾向于对此表示怀疑。您始终认为这是人类的一件大事？
杜拉斯： 是的，即便他们自己不知道。并且，这不是一本有关性的书，而是有关欲望的书。重要的不是做爱，而是拥有欲望。没有欲望就做爱的人已经够多了。所有的女性作家都没有真正触及这个问题，好像这群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至于我，我打小就知道性的世界很奇妙，包罗万象。我的余生只是在证明这一点。我在书里也提到过。
《新观察家》： 当欲望减退的时候呢？
杜拉斯： 那就是死亡。濒临死亡。不过一旦欲望来过就很少离开。这种几乎处于潜伏状态的欲望很遥远，很模糊，它在体内觉醒，指向另一个人，因为欲望总有一个对象。即便在《乌发碧眼》的淋浴间里，当女孩被一个男人触摸，她不能忘怀的正是这个男人，这个哭泣的男人。还有和妓女睡觉的阿拉伯人，他最终爱上的是女人那张脸，那张承载他欲望的面孔。我们和狗不一样。可是谁知道呢，狗狗们是否会互相看对方，是否长着一张脸……
1986年11月14日，皮埃尔·贝尼舒，艾尔维·勒马松，
“完完全全杜拉斯……”，《新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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