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第144 天，司马和你在一起

2016年5月25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中国最后一位被称之为先生的女性——杨绛先生逝世，享年105岁。

两天之后，杨先生遗体在京火化。遵照先生遗嘱，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一晃，先生已经去世两年了。

01

1911年秋，杨先生在北京出生，家中排行老四。那时还是清宣统三年，旧时代的尾声。

父亲杨荫杭对这个留学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尤为钟爱，为其取名为季康，小名阿季。

阿季幼时

大姐二姐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三姐依留在老家无锡。阿季虽一时成为家中的“独女”，但却从不骄纵。父亲也说“只要宠，将来孩子一定是自私的。”

辛亥革命前，父亲从京辞职，携阿季和母亲回南方照顾祖母，后又因局势动荡辗转到上海。

等到阿季重返北京，已是四岁的事儿了。一家子住东城，阿季在贝满幼儿园上幼儿班。后来，全家又搬到西城东斜街25号。每天黄包车往返，阿季和三姐一同上下学，直到八岁再次回南。

阿季与母亲唐须嫈

1920年的2月，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大姐寿康结束了寒假。阿季听父亲一向说启明女校教学好、学风正，这也让她定下了和姐姐们一起去启明上学的念头。

只是母亲心上放不下，问她：“你打定主意了？”阿季答：“打定了。”便揣着一枚崭新的银元跟随着大姐三姐去了上海。

上海人把淘气的小孩称作“小鬼”，学校的小鬼们爱把老师喜欢的学生叫做“大零”（darling，心爱的人）。阿季乖巧也人小鬼大，是同学眼中的“大零”也是老师眼中的“小鬼”。

一次，有个小鬼玩耍时陷入了泥塘，阿季比同龄的小孩班次高，便有两个孩子找她来求救。阿季有模有样地发号施令：

“泥裤子往外反剥下来，泥袜子也倒剥下来，卷在剥下的裤子里。谁穿两双袜子的，脱一双给她。皮鞋拿到汽车房水龙头下冲洗干净，大家拿出手绢把鞋擦干。”

启明女校

后来，杨先生回忆起往事，把饶有童趣的这些故事写进了《我在启明上学》。杨先生说，学会判断和自我克制，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很重要。而启明生活给予她的，正是逐渐锻炼出好意志的机会。

离开启明之后，阿季随家人迁往苏州振华女校上学。那一年，是1923年。

新校振华按年级定课程。这让当时各科程度不一的阿季成了老师眼中的“老部长（老不长）”——学业不长，个头也不长。

东吴大学女子篮球队，左一为杨绛

后来逐渐长大，幼时贪玩的阿季开始贪书，从老子的《道德经》到左丘明的《左传》，从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到冰心的《寄小读者》，阿季成了“一星期不读书就白活了”的书痴。

1928年，老振华从苏州十全街迁到清代织造署遗址，阿季也在这一年毕业，入学东吴。但杨先生叹自己的运气不好，那个年代的大学招生的地域限制很大，她没有进入心心念念的清华大学。

02

1932年，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杨先生只好北上借读。

本是借读燕京大学，考完入学考试后，杨先生便急着去清华探望老友蒋恩钿。蒋恩钿深知杨先生心念清华，问她“既来北平，何不到清华借读？”遂阴差阳错地进了清华。

也是在那一天，杨先生巧遇到了同班学友孙令衔的表兄——钱钟书先生。

杨绛与钱钟书

二人虽是匆匆一见，但杨先生早已在好友蒋恩钿的书信中听说过这位才子的聪明才华。只可惜孙令衔告诉表兄“杨季康有男朋友”，又对杨先生说“表兄已订婚”，让二人多兜转了一步。

孙令衔所说的“男朋友”是指费孝通。费孝通是杨先生多年的同学，对先生颇有好感。

后来，费老曾去拜访杨先生，先生送别他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钟书先生也曾饶有趣味的用《围城》里的话形容他与费老，不过是“同情人”罢了。话说到了，“普通朋友”的关系也就礼貌周全的定义好了。

再回到杨先生和钱钟书先生这边，两人初见虽只是打个招呼，就各自归家了，却好像姻缘前定，互相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

从此书信往返，开始了一段佳缘。“我介绍他读Out-witting Our Nerves，他介绍我读Henri Bergson的Time and Free Will。”那时爱情恬静，岁月也美好。

1935年7月13日，杨先生与钟书先生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婚礼。钱家兴旧事仪式，杨家好新，婚礼便新旧参半了。

那是当年最热的一天，新郎、新娘都穿着厚厚的正式礼服，因为天气实在太热，新郎西装上的白色领圈被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结婚照上，每个人都大汗淋漓，狼狈不堪。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小女孩、提婚纱的小男孩......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领圈被汗水浸透的那位新郎，正是钱锺书，而新娘，自然是杨绛。

两人婚姻从那刻开始，延续了六十多年，爱情一如最初的模样。

那一年，钱锺书24岁，杨绛23岁。他们对婚礼的这一幕记忆犹新，钱锺书甚至把它写进了《围城》中。

婚后不久，二人远赴英国留学。留学是杨先生的心愿，但她也挂念一走家中父母无人照顾。“......我感觉到父母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车......他们准在想我呢，而我从此没能再见到母亲。”

杨绛与钱钟书赴英留学

留学三年多，国内抗日战争爆发。二人虽身在外，心里却始终系着国事，“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等等，我们全知道。”每每读起家书，杨先生都不禁落泪。

国内国土沦丧，希特勒德国蠢蠢欲动，欧洲局势也日渐不稳。杨先生担忧家人，权衡之下二人还是带着年幼的女儿回了国。

后来，杨先生用“吃苦孕育智慧，磨炼人品”来抗战期间的深刻体会。“之后在单位被轻视、被排挤，我披上隐身衣，一切含忍，也抗战时练下的功夫。”

03

1966年5月，文革随之而来，杨先生被下放到钟书先生所在的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改造，被分配在菜园干活。

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后来，先生还把这一段经历写进了《干校六记》，字里行间，都透着对这场浩劫的无奈和叹息。

杨先生接到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要她翻译《堂吉诃德》的任务是在50年代中期。先生本身就通晓英、法两国语言，但为了使翻译更准确，她坚持自学西班牙语。

那时因为时代背景的关系，先生的翻译工作断断续续，好不容易翻出的译稿也曾被没收。前前后后二十年，这部七十多万字的文学名著才算翻译完成。

改革开放前夕，西班牙国王和王后造访北京，邓小平同志把杨先生的《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了西班牙贵宾。握手间小平同志问先生《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先生笑着，只说是今年出版的。

04

日子到了90年代，虽比以前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生活好了些，但女儿钱瑗、三姐、大姐和丈夫钟书先生的相继去世，让往日的三里河寓所变得冷冷清清。

那个地方“已不复是‘我们家’”，先生说：“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家人的相继离世，杨先生坦言自己也想“逃走”。“但能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杨绛与钱钟书

杨先生把钟书先生的作品做了整理和安排，“打扫现场”。之后便投身于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一事中去。

设立奖学金，一直是杨先生和钟书先生的心愿，二人也极富默契的坚持“奖学金不能用他们个人的名字......要用以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顺利完成学业。”最后，奖学金设在了全家人最爱的清华大学。

2007年，《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出版，这一年，先生96岁。先生自称自己是个在逃的人，她还没有“回家”。

如今，先生“回家”了。

一如她追求的，永远是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她轻轻的来，也轻轻地走，不挥衣袖，却留下了云彩。

先生往事，不敢妄加非议。本文参考自杨绛先生故友吴学昭著作《听杨绛谈往事》。仅以此缅怀这位最贤的妻、最才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