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党史博览》 2013年12期

作者｜滕久昕

1950年6月，滕代远到济南铁路局检查工作。

01

1951年底，中共中央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是共产党执政后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12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 《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 （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 （简称“中节委”） 来具体负责。1952年开展“三反”运动时，有人揭发铁道部卫生局副局长蔓焰有私制吗啡、贪污肥私问题，并将检举信寄到中节委，有关部门决定将其逮捕法办。那么，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

02

全国解放后，铁路职工达到200多万人。当时，药品奇缺，部机关人员的医药费用由卫生局负责筹集。医院手术时需要麻醉药品，可是国家不生产。卫生局有制药厂，负责全铁路药品的制造、加工、订货，是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早在1950年冬，热河省人民政府卫生处处长徐鸿图来到北京，找到蔓焰家，反映当地没有钱，只有鸦片，但不会制成药品，希望蔓焰帮忙出技术，制造吗啡精 （针剂），将成品卖给铁道部。蔓焰曾就此事向铁道部主管副部长武竟天汇报，武竟天指出要把手续搞清楚。蔓焰和科长们商量后，派卫生局制药所技师王世栋去热河进行指导，先用土办法制作了100磅吗啡精。据王世栋回忆，在制造过程中，曾有热河省人民政府主席罗成德带领人员参观。1951年9月，热河来了一个女同志到铁道部，说已制造出50公斤吗啡精，卖给卫生局10公斤，总价2亿元。蔓焰认为要价太高，连药箱都没打开，就要退给热河方面，但是热河方面一直没来取走。

“三反”运动开始后，铁道部卫生局有人向中央写信，反映蔓焰私制吗啡精，贪污4亿元的问题。为慎重起见，滕代远与武竟天找蔓焰谈话，询问是否有贪污行为。蔓焰说，我如果贪污，对不起党，对不起部长，更对不起我自己。他说，制造吗啡精之事请示过武部长。全路几百万职工和家属治疗需要这个药品，国家不生产，我们不能白白看着病人痛苦不管，这还算什么卫生局干部，能对得起党交给的任务吗？滕代远听后说道：你先回去吧。

1952年2月1日，铁道部机关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了公审贪污犯大会，将“三反”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

2月5日，滕代远在中南海参加政务院会议时，见到发下来的文件上还写有蔓焰贪污的问题，又看到下面递上来给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的一个条子。苏井观在条子上写道：卫生部并未给他制鸦片任务，同意逮捕。滕代远和与会的吕正操副部长心中非常着急，他们相信蔓焰没有贪污的表态是真诚的。滕代远叫来会场的服务员，请她转告秘书处：此事与我们知道的事实有出入。他又嘱托吕正操，请吕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西北工程局问题的时候，再次转达铁道部党组对蔓焰一事的意见。

散会后，滕代远找到中央领导同志，反映蔓焰的事实情况与检举信不符。他说：“我是不同意逮捕的，随传随到行不行？”领导同志说：“节约委员会已经决定过了。”为了调查，要审讯、对证，都需要在逮捕后进行。既然已决定逮捕，就涉及党籍问题。领导同志说：“党籍问题暂时不谈。”滕代远说：“送到法院就要开除党籍。以后怎么办？”那位领导同志说：“你写个保条吧，保留党籍不动。弄清就放出来。”滕代远当时就写了一个条子：“蔓焰如有贪污我负责。”他签上自己的名字后，将保条交给领导同志。即使这样，蔓焰还是被逮捕了，他带着党籍蹲了八个月监狱 （几年后，蔓焰的问题才得到彻底平反）。滕代远还委托吕正操找到中节委秘书长，向中央反映了蔓焰一事。次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万人大会，讲了很多贪污的案例。 《人民日报》 刊发消息，但是没有再提铁道部蔓焰的事情。

滕代远于2月6日召开铁道部党组会议，认真听取党组成员和卫生局代表的意见。在听取武竟天、郭洪涛、陆平、桂蓬等人发言后，他说：“目前，我们对此事要严肃、负责。所以在党组会上检讨一下，接受这个教训。”接着，他谈了自己的看法：“铁道部给他成立了一个制药厂，把全国铁路制药统一起来加工订货。这事我要负责的。蔓焰这件事，是为了机关的卫生费，应该说是对的。至于蔓焰是否想贪污自肥，目前并无事实。”他再次强调：在没有弄清楚事实的情况下，“我是不同意逮捕的”。随后，滕代远指示：由会场秘书郝玉珂、杜毅二人执笔，将部党组综合意见写出来，立即上报中节委。

03

1986年9月11日，笔者采访了卫生出版社原副社长蒋耀德，他对蔓焰的问题很清楚。据他回忆，蔓焰的案子轰动全国，与当时处理被枪毙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和公安部行政处科长宋德贵等人的案件齐名。“文革”后，他去看望滕代远时，还提到此事。滕代远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坚持真理，维护真理，实事求是，为真理而斗争。”事情已经过去60多年了，现在很少有人知晓。在当时“三反”运动高潮中，特别是在当事人已经被决定逮捕的情况之下，滕代远敢于站出来，和部党组的同志一起多次向中央反映情况，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