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1929年春，鲁迅收到一封寄自杭州邮局的信。寄信人是在杭州邮局工作的年轻的孙用。他中学毕业后，一直坚持英语和世界语的学习。这封信中，他附寄上自己从世界语翻译的几首短诗，希望鲁迅先生能给予指导。

“我想可以设法印一单行本”

鲁迅先生此时在上海编辑《奔流》杂志。在收到孙用的六首译诗后，马上从中择选出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四首，“余二首附回”。受到鲁迅留用稿的鼓励，孙用将自己先前从世界语译出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改译出来，并在信中向鲁迅先生询问刊载或出版的情况。

鲁迅先生收信后，立即告诉孙用，现行寄来的留用稿，将很快发出，而其他的诗，亦可选择登载。但出版成书，则感到“惟绍介全部出版稍难，因为现在诗之读者不多，所以书店不大踊跃。”但鲁迅先生仍然愿意自己去向书店联系一下，并说：“倘他们愿印，当再奉告。”

不久，孙用又寄给鲁迅先生几篇译稿。其中就寄来裴多菲的《勇敢的约翰》片段。鲁迅对裴多菲是十分熟悉的，而且自己就作过介绍，并写过文章专门论述。但看到寄来的诗是其中一节，作为诗来说不完整，便将它和另两篇稿一并退回：“裴多菲诗又不全，故奉还。”孙用接信后，认为鲁迅先生需用全稿，便将全译《勇敢的约翰》寄去。这样一来，就引发了鲁迅先生为该译作出版而进行的长达两年多的努力。

《勇敢的约翰》是一首歌颂爱情，反对封建统治的诗作。它以浪漫的手法，叙述勇敢的约翰为追求爱情所经历的种种艰辛和各种美的诱惑，最后终于唤醒了自己心爱的姑娘，获得幸福的故事。

由于书局转信延宕，孙用的信及译稿，月余后才转到鲁迅先生手中。鲁迅先生在阅读全稿之后，认为“译文极好，可以诵读。”但是，对于《奔流》杂志来说，似乎不十分合适；若分期刊出，则拖延过久；但登在一期上，又嫌太长。处理两难之间，鲁迅先生便想将它出版出来：“作者是匈牙利大诗人，译文又好，我想可以设法印一单行本。”

事不宜迟，鲁迅先生当时便作了简明设计。首先，他需要原来的译本（世界语）进行参看；另外，鲁迅先生希望能有原书插图和一篇作者传记向读者介绍；他立即给孙用写一封信，并说倘孙用同意的话：“当即为张罗出版也。”

接到鲁迅先生信后，孙用马上将《勇敢的约翰》世界语译本寄给鲁迅。这个译本，是由匈牙利的卡罗卓译成世界语的，孙用就是依据它译成中文的。在此之前，鲁迅先生已通过张有松与春潮书局进行联系，故孙用的世界语译本寄到之时，鲁迅已将出版事宜办妥，故即回信告诉孙用：“此书已和春潮书局谈妥，将印入《近代文艺丛书》中了。”

“至今为止，颇碰了几个钉子”

1930年9月，孙用又写信给鲁迅先生，询问《勇敢的约翰》出版情况。当时因为春潮书局已答应出版，鲁迅便将孙用寄来的该书世界语译本拆开，取出其中的图片准备制版。但后来春潮书局又不大热心了，鲁迅怕稿子交出后又石沉大海，便不敢交出。接到孙用信后，鲁迅又将译文看了一遍，认为的确不错，便想干脆自己来印行：“为赌气起见，想自行设法，印一千部给大家看看。”鲁迅先生做事极认真，认为既然自己来印，就不妨将书印得好一些，图片也希望有更好的印入。手头的图片觉得差一些，鲁迅先生便写信给远在德国的友人徐诗荃，请他再转托在德的匈牙利留学生帮着买一个插图本。

知道这个情况后，孙用也赶紧跟该书世界语译者卡罗卓联系。不久，卡罗卓寄来了由匈牙利画家山陀尔·贝拉陀尔为《勇敢的约翰》所作的12幅壁画。接到孙用寄来的画幅，鲁迅先生以为“图画极好，可以插入”，但是，假如要将这些图片用彩色印刷加入，花费便甚大，恐怕出版界和读者都难以承受，但若用单色来印，和原作比较起来，“就很不成样子”。鲁迅先生便想了一个变通的法子，他将书稿及图片送到小说月报社去，希望他们能分期刊出译文并用彩版印出画幅，等他们用完之后，再借他们的版来印单行本。

当时“孙用”这个译者，不管翻译水平如何，可听来陌生得很；加上裴多菲诗中表现的思想，多追求自由，反对暴政，出版界在严苛管制下，还略有忌讳；所以当鲁迅去问结果时，小说月报“竟大打官话，说要放在他们那里，等他们什么时候用才可以——这就是用不用不一定的意思。”

没有办法，鲁迅先生又打算将《勇敢的约翰》先在自己所编《奔流》上连载；不料《奔流》突然停刊，只好又托转其他地方。继《小说月报》之后，鲁迅又将稿推荐到《学生杂志》、春潮书店等处，都未能发表。“上海文坛寂寥，书坊势利……《勇敢的约翰》至今为止，颇碰了几个钉子。”当然，倘若将书简陋印出，那是可以找到地方的，但严格的鲁迅先生“不答应”。

最后，鲁迅先生决定自己筹钱来印该书。1931年5月，他将这决定告诉了孙用。当然，这样一来，因资金问题，那12幅插图，就只好用单色铜板来印了。不能用彩色印出，鲁迅先生认为非常遗憾。接下来，鲁迅先生便开始校订《勇敢的约翰》译稿，并为此写出一篇“校后记”；还出资将内中12幅插图进行了制版。就在此时，事情出现转机，上海一家刚创办不久的“湖风书局”，愿意出版该书。

但鲁迅先生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图片制版印刷费，仍暂时由他垫付，排印出的校样，仍需他来一一校核。所以，在这段时间的日记里，常可见到鲁迅先生为《勇敢的约翰》校稿的记载。但无论如何，书能够出版就是鲁迅先生最大的快慰。

书还没有印出，鲁迅先生已经为它算账了。虽然书店为了“装饰面子，愿意初版不赚钱”，但从造价说，译者的版税必然很低。书定价七角，印一千册，按百分之十版税算，是70元。鲁迅先生认为“实在是微乎其微了。”

版税的结算，当时的惯例是书卖毕后再支付。在中秋节前，湖风书局向鲁迅先生交付了一部分垫支的制版费。为了不叫译者再长久等待，鲁迅先生就从这笔钱中，先行给孙用支付了全部70元版税。而他自己在此过程中，基本是“义务付出”。

“裴多菲的一种名作，总算也绍介到中国了”

1933年11月，《勇敢的约翰》终于印出，鲁迅先生立即给孙用寄去11本书，其中一册希望他转寄当时在杭州教书的许钦文先生。该书鲁迅先生做了许多设计，例如印成“毛边本”，用厚纸等等，最后都未能实现；书封面的字画，当时设计稍微偏书脊一些，但最后印在中央，鲁迅先生以为“不好看了”。但总体说来，这书还是印得较好的，书为大32开，道林纸印，并附铜版纸插图15幅，内中三幅彩图；孙用后来写文章称此书印制是“精美”的。使鲁迅先生感到欣慰的是：“而且裴多菲的一种名作，总算也绍介到中国了。”

但事情似乎并未结束，湖风书局过了几天又交给鲁迅先生75本《勇敢的约翰》，意思大约和今天作者包销差不多。鲁迅这个中间人现在又得帮译者销书了。这些书，鲁迅先生寄过一些给自己的朋友，其余不知如何处理了，但肯定没有让译者孙用去推销。

《勇敢的约翰》从孙用寄到鲁迅先生手里到最后出版，前后费时两年多。据许广平先生统计，为此事，鲁迅先生与孙用来往通信21封，与书店或有关人接洽书信12封；直接接洽5次，为插图亲自跑制版所一次，编校算得出的有5次；其余种种联系出版，印制插图，自筹资金印刷，垫支版税，帮助译者销书……不知费去鲁迅先生多少心力。这些全是“义务劳动”。而孙用，是一个当时和以后都未见过一面的普通译者。并且此后再也未同鲁迅先生有过通信。对于青年的成果的关注，帮助，鲁迅先生是从来不计较得失，不惜花费精力的。

鲁迅先生为此书所做的许多工作，译者孙用是不知晓的。直到后来读到鲁迅日记和书信，才知道其中的艰辛；所以他后来写出《感情的负债》一文表达对鲁迅先生的纪念；当他成为著名的翻译家之后，仍然把大量精力用于鲁迅著译的校注工作，作为对先生当年的回应。（杨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