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三国时称武昌，史载，汉末、三国六朝时期是全国四大产铜铸镜中心之一（另三处为：绍兴、徐州、洛阳），因铜镜出土量大、品种多、类别齐全、历史与学术价值高等原因，被誉为古铜镜之乡。

现鄂州馆藏铜镜有600余面，时代上自战国，下讫明清。其中三国时期神兽镜特色显著，不仅在数量上雄踞全国之冠，而且铜镜文化博大精深，泽被中外。这些神兽镜中，众多铭文隽永深刻，字迹优美，不仅极具艺术色彩，而且历史文化价值颇高，其中不乏一些“纪氏”铭文，为我们了解吴国的铸镜匠师提供了重要线索，是研究我国铜镜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所谓的“纪氏”铭文，就是包含“姓”或“姓名”、“铸镜作坊名号”的铭文，这些“姓”和“姓名”多数指代铸镜的匠师。鄂州馆藏神兽镜的“纪氏”铭文，有三羊、青羊、青盖、鲍师、鲍唐、鲍豫、陈世、薛氏、李氏、张氏、朱氏、荣氏、暴氏、肖氏、范氏、谢氏、王氏、盖惟顺、尚方等20多种。其中鲍氏、陈氏号称“大师”，这两种神兽镜流传的数量最多、馆藏的地区最广，范围涉及海外日本，由此也成为探索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历史渊源的重要依据。下面列举其中一些典型的“鲍氏”、“陈氏”神兽镜予以说明。

黄龙二年分段式重列神兽镜（见图一），湖北鄂城出土，其纪氏铭为：大师鲍豫而作明镜。

黄武六年重列神兽镜，1956年8月31日鄂州第二十一号墓出土，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俞伟超在《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序言中断句的纪氏铭为：“会稽山阴作师鲍唐。”

这种“会稽山阴作师鲍唐”的铭文印证了一个历史事实———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权从会稽（浙江绍兴）征调能工巧匠到武昌（今鄂州）兴办各种手工业，同时又说明会稽山阴铸镜师的引进是鄂州铸镜业兴盛的原因之一。

黄龙元年重列式神兽镜有2枚，一枚为湖北鄂城出土，现藏于市博物馆（见图二）；另一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出土，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其纪氏铭为：师陈世口造作三湅明镜。

黄龙元年重列式神兽镜一枚，现藏于日本五岛美术馆，出土地点不明。其纪氏铭为：师陈世造作百湅明镜。

“鲍氏”“陈氏”镜在日本都有发现，说明鄂州在三国时期就与日本国保持有一定的文化交流，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直接证据。

古代的铜镜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纪氏”铭文呢？这源于中国古代手工业的一项制度———“物勒工名”。

“物勒工名”中的“勒”即刻，整体意思就是在器物上镌刻制作工匠的姓名。《吕氏春秋》记载：“工师效工……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由此可知，在古代的官营手工业中，一旦有产品不合格，就要通过产品上勒的工名，将责任追究到生产该件器物的工匠身上。国家通过此法来保证产品的质量，所以这是一项官营产品的质量管理制度，属于古代社会的法制范畴。

据考证，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率先在部分兵器的生产中实行“物勒工名”制度，从而大大提高了兵器质量，随之而来的是秦国军队战斗力的提升，这也成为秦国横扫东方六国，完成国家大一统的先决条件之一。

在官营手工业中，凡是通过“物勒工名”制度检验的产品，多数都是精品，质量上乘。这时的“物勒工名”不是一种权贵，而是向官府承担的一种质量保证责任。尽管“物勒工名”制度的初衷是质量保证，但在实际运用中竟意外宣传了产品，起到了招徕买者的作用。在官府手工业的产品被强制“物勒工名”的同时，私营手工业由于在“物勒工名”中发现了竞争机会，便开始主动使用标记符号来标识、推销自己的产品或服务。

古代的铜镜，本身就是价值高昂的贵金属，当时的铸镜作坊并非普通百姓所能经营，往往由当地的官宦富豪开设或把持。而铜镜的铸造，也是一项科技含量较高的技术性工作，需要经过雕模翻范、烘干修整、合金配比、金属熔炼、铜液浇铸、脱模整形、打磨抛光等一整套复杂的工艺流程，所以一个铸镜作坊必定有很多工匠，而“勒名”也不会落在某个工匠身上，而是统一勒上作坊主的“姓氏”或“姓名”，正如上文中的“鲍氏”、“陈氏”等。这些“纪氏”铭文实际上是这些铜镜的商标。

在私家铸镜作坊的生产中，“物勒工名”作为生产制造者的自觉和自律行为，无疑体现了一种责任意识、质量观念、品牌概念和信誉保障。而铜镜上的勒名，也为今天的我们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古代匠师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铜镜，特别是吴国的神兽镜树立了断代标尺。

（来源：鄂州日报 作者：丁堂华 王照魁 责任编辑何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