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是清光绪34年。这一年，梁启超36岁，距离戊戌变法失败的1898年，恰好过去了整整十年。

梁启超

在此前的1906年9月，清政府迫于形势下诏宣示预备立项。尽管只是不知何日真正能实行的“预备”，但此消息已经使在海外避居多年的梁启超异常欣喜，以为“政治革命可告一个段落”，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宪政进行“学理”研究，宣传和阐释立宪的主要主张和理论，并适时地监督与参与政府有秩序的变革。

梁启超是立宪运动的精神领袖，虽从戊戌政变起就一直是朝廷通缉的要犯，却又名动天下，在当时之中国，以通晓中外政理著称。所以，某些朝廷大员还与他暗通款曲，向他咨询时务。1906年载泽、端方为预备立宪的出国考察报告实际就采用了不少梁氏有关文章；1907年法部尚书戴鸿慈还专门就法有关法部与大理院权限问题写信向梁请教。当然，这些大员或许也有另一层考虑，梁启超毕竟不是要推翻朝廷，相反还也革命党论战维护大清王朝。

革命党人的同盟会也在日本成立

梁启超一直与革命党人进行着如火如荼的论战，但是到了1906年11月，梁启超却主动通过友人徐佛苏向革命党人表达了停战求和的意向，以便可以抽身出来投身于立宪运动。

在梁启超看来，现在最急迫的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此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与革命党人打嘴仗。可是，革命党人却并不想放过他，他们拒绝了他的建议，迫使他将论战继续进行下去。

1907年7月，《新民丛报》因故停刊，给了梁启超撤出战斗的机会。于是，梁启超趁机单方面停火，开始将精力全部转移到联络同志、组建政党这件在他看来十分紧急的事情上。

民国老照片

当年9月，政闻社在日本成立，这是梁启超政党实践的第一步，为避清廷忌讳，康有为、梁启超都未出名预备地位，政闻社不设正副会长，而设总务员一人，邀请马相伯担任。表面上是由马相伯、徐佛苏、麦孟华负责，实际上却是梁启超主政，他是首脑。此时“立宪派”与“革命派”正在为“改良”与“革命”争斗，所以在成立大会的当天下午继续开会时，革命党人张继、陶成章等率众大闹会场，惊动当地警方。梁启超为顾全中国人颜面，未将真相告知日本警方，以息事宁人。

革命党人陶成章

早在十天前，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了《政论》月刊。主编为蒋智由，立宪派人物麦孟华、黄可权、马相伯等先后参与编撰，以造成正当舆论，改良中国之政治为宗旨，内容设论著、时评、演讲、记载、来稿、社报、杂录等栏目。政闻社成立后，《政论》被作为它的喉舌，鼓吹改造中国现行之政府，主张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内阁，提倡组织政党以行立宪，号召请愿以促清政府速开国会。

政闻社成员合影，左三为马相伯

立宪派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也是梁启超最早发动的。早在1902年，他就提出应效仿当年英国“权利请愿运动”：“彼英人在昔常有‘权利请愿’之举，有‘不出代议士不纳组税’之格言，真可谓惟一正当之手段，惟一正当之开武器也。”国内立宪派响应他的号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

事实上，在筹办政闻社的过程中，梁自然对清廷一些大员报有相当期望，通过关系希望得到张之洞、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一些要员的支持，并拟推荐光绪皇帝的弟弟、军机大臣载沣为总裁，度支部尚书载泽为副总裁。1907年6月，梁还专门来到上海，想与袁世凯、岑春煊面谈，但并未实现。事实说明，梁想拉这些大员入会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些官员可说开明，其中有人对康、梁可能不乏同情，但要他们公然入会则非常危险，无人敢冒此风险。

当时的政党关系图

由于马相伯的努力，政闻社本部于1908年2月迁往上海。此时，远居海外的梁启超只能用遥控的方式，进行指挥。他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他在政闻社的机关刊物《政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政闻社的宗旨，普及宪政知识，“劝告”清政府从速颁布宪法，从速立宪。同时，他还通过大量信函对立宪运动进行具体的指导。

经过政闻社成员的积极活动，国内的立宪运动发展得很快。他们联络各省的咨议局、立宪公会，呈请清政府限期召开国会，并派遣会员到各地发动社会各界人士签名请愿，准备上书朝廷，一时间签名者达四万多人，甚至连在旗的士民也被他们鼓动起来，发起八旗国会请愿，连日签名者，异常踊跃。但这种大好局面很快在清政府顽固的打击和压迫下迅速土崩瓦解。

袁世凯的老照片

以政闻社成员，时任法部主事的陈景仁被革职查办为导火索，1908年8月3日，应袁世凯等大臣的请求，慈禧太后发布上谕，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等衙门严拿惩办政闻社的“悖逆要犯”，梁启超再次榜上有名，而成立只有十个月的政闻社也被迫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