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2年中进士、点翰林之时，张元济原本有个美好前程，但戊戌年的那场政变改变了他的人生历程。或者说，张元济成为近代出版业巨头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他原本可以成为朝中高官、成为学术大家、或者成为大教育家，但历史的风云变幻最终让他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他出生于书香世家，科举上也是一帆风顺，戊戌变法时曾得到光绪皇帝的亲自接见，但他的政治最高峰也就此戛然而止。变法失败后，维新人士或杀或逃，张元济在李鸿章的保护下南下上海，后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这也是他与出版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因为学校教材业务的缘故，张元济结识了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不过那时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小印刷厂，夏原为报馆排字工人，他与其他发起人如高凤池等只是文化素质不高的城市平民。直到1902年张元济加入后，商务印书馆才逐渐由一个普通的印刷厂发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社。

以翰林身份而屈居于一籍籍无名的小印刷厂，在很多人看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张元济却不这么认为。他曾与夏瑞芳说，“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而出版业则是“教育救国”大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世间事往往充满偶然与必然，商务印书馆就是这样一段传奇。如果夏瑞芳没有惜才重才、甘于放手的宽广胸襟，如果张元济不具备高屋建瓴、目光深远的卓越才华，他们的相遇也不会促成近代出版航母商务印书馆的崛起，这一切，在张元济到来后，梦想最终变成了现实。

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后，商务的主体业务逐步由印刷转为出版，并渐及其他与教育文化相关的事业，如办学、教具、图书馆甚至电影等等。凭借自己的声望与广泛的人脉，张元济为商务带来了众多的优质作者资源，也让商务在政界、知识界、尤其是教育界如鱼得水，迅猛发展。正如有论者所说，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成功是文人与商人成功合作的鲜见之例。

张元济引导商务印书馆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一件事是编写适应时代的教材。清末新政特别是废除科举后，张元济从中敏锐地看到了商机，他根据自己的办学经验与对时势的把握，亲自主持编写了系列国民教育教科书，也正是这套行销全国、一印再印的“商务版”教科书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在出版业中的主导地位。

1897年，二月十一日（农历正月初十）商务印书馆创业于上海。

慈禧太后70大寿时（1904年），清廷豁免了除康有为、梁启超之外的原维新派人士，张元济也可重入仕途，但他最终选择了放弃。在他看来，商务印书馆才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在写给报人兼友人汪康年的信中，张表示:“如今时势，断非我一无知能者所可补救。若复旅进旅退，但图侥幸一官，则非所以自待……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

190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最新国文教科书》，这本书在3天内售罄，共卖出14000册。在之后的十余年间，这套系列教科书（共375种，801册）一直在同类书中独占鳌头，几乎占到全国发行量的近六成，其中几本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出版，足足卖了半个世纪。

叶圣陶曾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书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商务版”国民教科书启蒙了整整一代人，而商务印书馆所以能成为出版界巨擘，“实肇端于是书”。作为佐证，商务印书馆1901年的资本金为5万元，1905年即迅速增至100万元，而当时全国数百家私营企业中，资本超过100万元的只有15家。

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舵手，张元济的作风勤俭节约，务实稳健，知名编辑章锡琛曾说他“没有丝毫官僚习气……每天总是早到迟退，躬亲细务，平时写张条子，都用裁下的废纸，一个信封也常常反复使用到三四次以上”。作为文化人，张元济保持了一种难得的“在商言商”的经营理念。1919年，孙中山托人将《孙文学说》送到商务印书馆，不承想遭到拒稿。次年，孙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批评商务印书馆负责人为“保皇党余孽”，足见其耿耿于怀。1928年，陈独秀寄来《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张元济宁赠他几千元稿费，也不愿意给商务带来任何风险。在其领导下，商务印书馆始终保持着一种既不激进又不保守的发展姿态，而商务能在几十年的时代漩涡中安然无恙，其中法宝就是尽可能地“远离政治”。

在用人方面，张元济一向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进公司，以防任人为私。他曾对公司高层一再强调：“满清之亡，亡于亲贵。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1932年，张之独子张树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并想进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当即回绝：“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张元济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与核心人物，而商务之所以能在近代出版业稳居龙头老大的地位，这与张元济的苦心经营及公司治理智慧是分不开的。1959年，作为唯一见过“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出版业元老，张元济以93岁的高龄去世。多年后，原商务印书馆老编辑陈应年慨叹：“今天中国的出版界，没有一家能跟当年的商务相比！”某出版史学者在参观海盐张元济图书馆后也感慨地留言“张元济不可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