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本是用来选官的，然而考试内容却往往与经世济民相去万里。

唐宋两朝，主要考的是诗赋和帖经、墨义。帖经就是默写“五经”经文，墨义就是默写“五经”注疏章句，诗赋更不必说，大多是拍皇上马屁的高考满分作文。

明清以后，主要专注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义，其他如诗赋、诰表等科目则成了“送分题”。

四书义的格式，由明太祖朱元璋制定，所以被称为“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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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义”是一种极为严谨的行文体例：

先以两句总括主旨，谓之“破题”；继以数语略加申论，谓之“承题”；再以一段总括题义，谓之“起讲”。

以下正文部分共分8段，其中第1、2段，3、4段，5、6段，7、8段均须严格对仗（段与段对仗，可不是云对雨雪对风大陆对长空之类的小儿科），分别称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正是因为正文这8段，所以被称为“八股文”。

此外，“起讲”之后可以单句或数句作为“入手”；正文部分每两段之后可缀数语叫作“出落”；正文部分八段之后可作几句结语叫作“落下”。

听不明白？

请看明成化年间一篇科举范文：《百姓足，孰与不足》，作者王鳌。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破题）

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承题）

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起讲）

诚能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什一而征，不为厉民自养之计，则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入手）

闾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有者，无忧矣。（第1股）

里野之间，如茨如粱，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第2股）

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出落）

吾知藏诸闾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第3股）

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廪，而后为吾有也。（第4股）

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第5股）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第6股）

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第7股）

饔飧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第8股）

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落下）

先解释一下，这篇考题出自《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从《论语》中选出一句话——“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做考题，对于熟读四书的士子其实并不算太难。可如果从这段中选个“如之何”作题，估计十个考生有九个就要懵圈了。

您还别说，科举到了清朝，还真有这种变态的出题人。

比如《孟子•告子》中的名句“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他就偏偏选“必先”俩字作题——这叫虚题，专门取两个虚字为题目。

还有更变态的题目，有所谓“截上”，将一句话截去上文；“截下”，将下文截去；“截搭”，上一句系“截上”，下一句系“截下”，再将两句原本不搭界的话缀成一句做题。

这还只是形式上的“变态”，“制义”对行文内容还有一条根本的要求：绝对不允许答题人说自己的话，甚至不允许摘录四书中的原话，而是要模仿四书的语气，代圣人立言。

这样一来，科举考试就变成了一门技巧性极强的手艺，非得经过多年历练不能掌握门道，在没有新东方之类辅导机构的情况下，士子们只能死读书、读死书，直到读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

《儒林外史》开篇第一回，便借着王冕的传奇引出了一段儒林故事：

话说这王冕自幼失祜、家贫无依，母亲便让他给邻家放牛，贴补家用。

王冕聪明好学，把攒下的零花钱都用来买书，天文地理无所不读，又无师自通学会了画没骨荷花。等到十七八岁，每日便靠卖画为生，艺术范儿十足，在浙江诸暨一带颇有名望。

县里的老爷召他作画，还推三阻四，不识抬举。吴王朱元璋削平方国珍叛乱之际，打到浙江，居然专程登门拜访王冕，俩人促膝长谈，共商国是，还一同吃了王冕做的韭菜盒子。

不几年，朱元璋登基坐殿当了皇帝，命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

吴敬梓借王冕之口评论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其实，朱元璋设计“制义”的初衷，是希望士子们通过反复诵读圣贤书，将四书精义融入灵魂深处，像圣人那样思考，像圣人那样说话，也像圣人那样做事。

不料结果却变成了角色扮演的语言游戏，儒家的修身之学变成了晋身之阶和利益交换的手段。

经过多年浸淫，举子士人都能把四书背得滚瓜烂熟，并随时可以模仿圣人舌灿莲花慷慨陈辞，把圣人讲过的话用一万种方式再复述一遍。

还是王冕看得清楚，读书人只知道模仿圣人说话，却“把那行文出处都看得轻了”，嘴上说的是道德文章，心里想的却是功名富贵。

对于参加科举的士子们而言，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只不过是通过考试、取得高分的工具，真实生活中是毫无用处、绝对不能当真的。

翰林院侍读高老先生就嘲笑杜少卿的父亲，说他竟然“拿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辞藻当了真”，结果，“惹得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

马纯上说得更直截了当：“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

与今天广大领导干部一心只想做人民的勤务员不同，在旧时代的读书人眼里，做官是顶顶重要的——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当官做老爷，代天子以牧万民，好不威风。

走进新时代，八股文早已被钉进了棺材，但其遗毒却还在人间。八股文的逻辑延伸到生活中，就是在生活中接着作八股文，“代圣人立言”。

大领导讲一句什么话，马上就有成千上万的小领导轮番进行深入解读——你解读个毛啊？那些话我们吃瓜群众第一眼就看懂了好吧！

对于他们而言，重复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只不过是牟取利益的工具，语言越崇高，利益回报就越丰厚。

动动嘴皮子、笔杆子，可谓无本万利，何乐不为？

长此以往，“八股文”的培养皿里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两面人”，嘴里全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我就纳了闷了，八股取士不是早就跟着光绪帝入土了吗，为啥还有这么多人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后来想明白了，你以为八股文很难做，可在他们而言却是拿手好戏；更何况，除了八股文，他们其实什么都不会。

扯远了，话说回王冕。

人家王冕不仅学问好、见识高，还跟当朝天子一块吃过韭菜盒子，按说不愁去金陵城当个大官，但他偏不。

朝廷专门派人来征召王冕出来做官，他却躲到会稽山隐居去也，终生不仕。

这位以画没骨荷花闻名的画家，给自己画的梅花题了首诗：“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在800年后的新时代广为流传。

夜深人静，来听首歌吧。

【题外话】

天热得够呛，心却甚是悲凉。

写个metoo也被删帖，真是不想再费心思码字了，而且风闻今后的敏感词会越来越多，本号更新频率可能会变得更加无法捉摸，各位朋友没工夫等更新的话请取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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