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是着力“抓住现在”的，但不像西方文化有内在的悲剧感，他以前仆后继展望未来，而不悲戚于一己生命的必死性

文/刘洪波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北山愚公和河曲智叟人生态度绝不相同。愚公要挖山平险，智叟笑其不慧，“不能毁山之一毛”。愚公认为智叟顽固，还不如妇孺脑子灵光，山不会长高，而挖山的子孙无尽。智叟“亡以应”。这个寓言故事因毛泽东名篇《愚公移山》而为人熟知。从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反复多次引用愚公故事，号召人们无论大到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还是小到植树造林，都要持久斗争、奋斗不止。

愚公与智叟有不同的处境。愚公居北山，山塞道阻，居于河曲的智叟怕是感受不深。愚公名之为愚，智叟名之为智，代表了社会的一般认知。移山不过是愚公在“年且九十”之际再次证明其愚的例子，而智叟虽不知年高几何，他对愚公的嘲笑和劝止则是其智的再次显示。但毛泽东把这个故事拿来，对愚公作出英雄主义的肯定。

现在有些人说，愚公可以另择去处，他可以迁到智叟所居的河曲或别的地方，不要被大山挡着就行。然而，个体可以选择不等于群体也可以选择，难道穷乡僻壤之人的幸福道路就是迁移，而不是自力更生、建设家园？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更不能说面临压迫与困难，低头就好、移民就好。

愚公移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空间的故事，但也可以转换为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大山阻隔是空间问题，对愚公及其子孙来说，这个空间是其人生的遇合，它是在生命到来时就已然存在的，因此应当接受。换个角度来说，人生就是一次行旅，恰好遇上什么样的时间和环境，人生就怎样展开。这就是“安时处顺”的态度，强调人对大山挡道这种规定情境既不可能也不必加以改变。

“顺势而为”“顺时而为”，这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特别强调的方面，倘若说有什么主动性，那就是等待或运筹时机。愚公显然不是这样，他是逆势而行，反抗命运和强大的力量，也是逆时而行，以九旬之身而展望无穷尽的未来，显示出作为的主动性。

在传统中国思想中，时作为自然流转的一种东西，不可违逆，其中所蕴含的“机”，则可资利用。智者就是能够看到时机、勘破时机的人，他也谈不上“抓住时机”，而只是行为与时机契合。人生“适逢”一种时空规定性，如果“生不逢时”“生不逢地”，那就没法做什么事情。“知其雄，守其雌”，知与守的，说的是势，更根本的是时。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是自然而然的，用不着人去做什么。“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时间于人是不断地自行前来的。“适逢”某时某地，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人被抛进世界里，但感觉到“被抛”的被动性，人可能产生某种主动性的行为，产生烦恼。中国审美不是这样，而是使主体匿迹于“大化”之中，“适逢”只是世界的一个小波澜，“忽然而已”。“轻舸迎上客，悠然湖上来，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中国诗歌中有大量纯粹状写景象的作品，其美感不是源于反思性、劝谕性内容，而是源于撷取自然中的一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把一花一叶写入诗中，也就把一时定格为世界。这样的作品，并不唤起人关于时间“去不复来”的伤怀，而是使人忘掉时间这一因素的存在。“感时花溅泪”“念天地之悠悠”，是时作用于一己而产生的不安，但也不等于时间是坏的，而只是时间客观上不留住任何东西，使所有的东西从一种形式变成另一种形式。

在天地大化之中，时间不是不断死亡，而是在不断变易，时间也不是破坏的因素，而是更新的泉源，它不舍昼夜，永无止境，使不同的人“适逢”于它。在中国思想中，时本身无所谓好坏，它只是变化，相对于具体情境才有好坏结果，而且好坏因人而异、视对象而论。即使不得其时的时，那也不是一个坏的时，而只是于某人某事而言是不好的，但于另一事而言可能是好的，于另一人而言也可能是好的。

“安时处顺”，不是看不到事情的利弊，而是要看到利弊难以完全两分，利中有弊，弊中有利，利弊互生，祸福相倚，犹如阴阳图的纠缠。利中有不利，不利中有利，利将转化为不利，不利将转化为利。

传统中国思想家在过程和情境中认识“时”。无论在发生上还是在逻辑上，“时”都先于他们各自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的元思想之一。西方思想本质主义地认为时间是一种与死亡联系，与永恒绝然不同，人只能抓住现在，但又一定悲剧性地失败。而中国认为时决定了一切属于过程，蕴含着所有的可能性，通过时间——方位与人——事的具体结合，时的意义才能得到理解。某种程度上，这造成中国思想难以言状的博大精深，也塑造了李泽厚所说的中国的“乐感文化”，是好是坏难以一语评断。

回头来看愚公移山的故事。愚公的形象可以证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但并不是传统中国性格的主流。儒家虽讲君子要自强不息，但也不赞同愚公那种看似无望的战斗，例如孔子就是“圣之时也”，知道因时而动或因时而不动。智叟代表着传统思想的主流，认为人当安时顺处，抗拒巨大的时空环境徒劳且不必；愚公则是异类，他要对抗上天安排的秩序。

（作者：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