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个人可以在一生中，同时在实践与理论，革命与文艺，从政与学者两个方向，同时都做到很高的成就，是罕见的。那么，李一氓，就是这么一位罕见的人物。他是革命家，又是学者；他是管理者，又是理论家。一生从事革命工作，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亲历过长征，同时他也是著名的文化人，孜孜于学术研究，是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戎马一生，书香相伴。他的一生有着怎样的，他的精神世界又怎样的芬芳？走进省图李一氓文库展览空间现场，从展览的图片、文字介绍中，你可以“看到”李一氓革命、从政、读书、治学和致力于藏书事业的生命版图。然而，除了欣赏历史的吉光片羽，李一氓更完成更深刻的精神世界，则可以从他的革命实践，理论书写，自传著述，典籍收藏中去探寻。

戎马一生 书香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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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氓首先是一名革命家。1903年2月6日，李一氓出生于四川省彭县一个普通职员家庭，1919年考入成都联合中学（现成都石室中学）；之后前往上海、南京读中学、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宣传科长、秘书。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起义失败后秘密去上海，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10月19日随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奉调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又以毛泽东特使的身份回四川成都，去做刘湘的统战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协助叶挺同志组建新四军，并担任新四军秘书长和东南分局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外事工作。1951年担任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书记，长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958年，调任中国驻缅甸大使。1962年，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1974年至1982年，担任中联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1982年后，被选为中央纪委副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从履历可以看出，自1903年出生到1990年去世，李一氓的一生经历了差不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为革命和建设工作，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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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氓一生与很多大人物一起工作过。但在亲笔自传《李一氓回忆录》里，李一氓从不炫耀，写得非常客观平实。在写自传时，李一氓在序言中提到自己遵从了三个原则，一，第一，不准”丑表功“；第二，不准”攀领导“；第三，不准”安钉子。“四川省图书馆研究馆员王嘉陵在接受封面新闻专访时，手边就翻看着一本《李一氓回忆录》。李一氓原文是如此写的，”在写作过程中，我时刻都注意到，作为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应该老老实实的，做了什么工作就写什么工作，犯过什么错误就写什么错误。当然在字里行间我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攀哪一位领导。至于所谓“安钉子”,现在更说不上了，有什么“钉子”好安呢。“读到此，王嘉陵说：”李一氓很幽默，他曾经说过，“表什么功呢？党的事业上面有政策、有理论，我只是照着做，下面又有群众，我没什么功可表，我就实事求是得写。”这种低调真诚的品格，“我想，一个人的人品，跟他多年的书香浸润不无关系。”

实践与理论，政治与人文，密不可分。李一氓大学学习英语，他当时翻译了很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著，也作评论，介绍马列和苏俄的一些情况。据王嘉陵介绍，李一氓的文章加起来有140多篇，“他一生都在做研究，没有放弃读书治学。尤为擅长学术文章诗词书法。”早在1930年代，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李一氓主编过《流沙》、《巴尔底山》等刊物，翻译了《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论文选译》等著作。 在新时期，李一氓明确提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反倒是世界大战越来越不容易打起来了”，他明确否定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均为党中央先后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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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理论之外，李一氓对中国传统文化珍贵典籍研究甚深。被陈毅称为是 “党内的大知识分子”。1980年代，他经陈云提名担纲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全国古籍整理工作整整十年，主导过诸多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的完成，比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任继愈主编）《肇域志》《全辽文》《全元诗》《全明词》《台湾府志》《古逸书三编》》等，其中《大唐西域记校注》，成为研究唐代社会史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史料，而且还被南亚诸国用来弥补本国历史的空白；落实陈云指示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选收百种古籍，共1200万字，是“五四”以来规模最大的今译系列，为当代青年搭建了通向民族历史文化的桥梁。有统计显示，他所推动整理出版古籍三千五百余种，这大约当计以数万册之数，就古籍整理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出版家戴文葆曾在1991年2月1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热诚而严谨地称赞：李一氓“一贯是祖国文化遗产的珍爱者”，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工作“才德与职务都真正相配合”。

除了主持全国古籍整理工作，李一氓在业余也进行个人收藏，他收藏字画文物，古籍图书。其中藏书达上万册之巨。其中不乏珍善孤本，而且自成体系,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和传世价值，是大藏书家。

难能可贵的是，与秘惜不观的藏书家不同，李一氓并不将藏书据为一己私有，而是“乐宜偕众,书不藏家”。年事渐高之时，他将自己毕生所藏典籍（大概有30000册），字画文物尽数分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和彭县图书馆（今彭州市图书馆）。他的古籍旧藏多明清珍本善本孤本，约近六千册，多数入藏现国家图书馆和四川省图书馆，又以四川省图为多（大概5000~6000册古籍），而现当代平装出版物（大概4000多册）则捐赠家乡的泸州县图书馆。

李一氓文库展出的珍贵书籍

在王嘉陵看来，李劼人和李一氓把书籍捐赠给家乡文化机构，跟“乡情”分不开。“所以这次我们举办的展览，主题也叫作“百年乡情、万古书香”，这和李一氓和李劼人两位老人都十分贴切。他们都是川西人，一位来自成都华阳，一位来自彭县，现在都属于成都市范围，并且把自己的藏书捐献了出来，帮助更多的人阅读。李一氓非常思念家乡，这些书他当时也可以在北京捐赠，但最后由于乡情难切，还是把这些书捐给了家乡的图书馆。”

李一氓对于他的收藏和捐赠，自我认知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一点在《李一氓回忆录》的最后一章“过眼云烟”里有体现，他专门讲他将藏书捐给家乡的心情，“淡淡的一缕乡思，引我决定把这两类不算怎么好，也不算怎么多的书籍和陶瓷等艺术品，全部送回成都，缴交四川图书馆和四川博物馆，为我这些东西找一个妥当的安身立命之处，这也是我最后结束我藏书和藏古文物生活的上策。”他还写道，“我的这些藏书对我来讲就是过眼云烟了。但它们依然是云，依然是烟，依然在北京和成都悠悠而光彩地漂浮着。我祝福它们的存在。”

热心桑梓文化事业 自称 “四川的采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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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氓常年工作在北京，但他有浓浓的桑梓情。对成都，四川的文化事业发展，他念念在心。李一氓戏称自己为“四川的采购员”。他曾经为成都杜甫草堂、眉山三苏纪念馆、杨升庵纪念馆等川内文博单位，代为收集珍贵典籍。成果甚丰，比如他为三苏纪念馆（现“三苏祠”）搜集苏东坡的字帖,曾捐赠一部日本刻本《苏东坡集》和抄本《栾城集》。他为杨升庵纪念馆搜集明清版的杨氏著作，购买买明嘉靖的瓷器。

在1993年首次出版的《李一氓回忆录》中，李一氓专门辟一个章节“过眼云烟”，用详细的笔触分享了自己的文物古籍阅读、收藏之旅，其中就详细提到杜甫草堂。1955年，成都杜甫纪念馆（现为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立。为丰富馆藏，纪念馆开始选派专人到北京等地广泛搜集有关杜甫的文物资料。当时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组组长一职的李一氓听说此事以后，欣然表示愿意帮助草堂搜集文物资料。为此，草堂专门存了一笔资金在李一氓处。在资金来不及补充时，李一氓则自掏腰包购下。

在国外工作时期，从维也纳、伦敦、菜比锡、巴黎的旧书店,收到若干种杜诗的英法文译本。在国内工作时期，他常跑琉璃厂，他向旧书店交代，除了帮留意他要收藏的版画、山志寺志之外，还加上一项杜诗。就这样，不同版本的杜诗，就源源不断地被收起来了。李一氓在自传里写道，“就早期是邃雅斋，后来是中国书店,送来杜诗的本子不少。成都杜甫草堂把这些书都买下来了。这样,我的杜诗集子也全都送给他们了。有好书时,我垫钱替他们买下来，他们再还我的垫款。有时他们汇一笔款存在我这里，我随时看见好书就买了寄去，最后同他们结账。有些书没有法子买到全本时，重要的残本也买，抄补为全帙，如明隆庆本《杜诗通》就是我拿明纸请人抄补缺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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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国内帮找杜诗集，李一氓还千方百计托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找了不少日文本的杜诗集子，特别是吉川幸次郎的《杜甫诗注》，原拟出十多卷，注者只出了五卷就去世了，就是这五卷也弄全了。据李一氓自己统计记录，“ 大概我送给杜甫草堂的杜诗本子约三十种，外文本四十来种；代购的则约三十五六种,其中多属孤本、善本。”

除了帮杜甫草堂搜集杜诗，李一氓还特别为草堂“搜集前人有关杜甫的字画。这也是很方便的。跑琉璃厂时，顺便给书画店打个招呼，凡是书家写杜诗的，画家画杜诗诗意图的我都要。因此这又为杜甫草堂搜罗了若干写杜诗的字幅，如丰坊的草堂长幅，朱鹤年的杜甫像，伊秉绶的隶书集杜联。黄晋良楷书小幅，则是替他们从郑西谛藏的一个子册中讨来的。”虽然为杜甫草堂的馆藏丰富，为家乡的文博事业，做出如此大的贡献，但李一氓非常谦虚，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能够为成都杜甫草堂做点什么，毫无特殊意义， 只是我自己看画搜书跑琉璃厂的副产物,和一点点乡思的点缀而已。”

传奇佳话：

宋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 400元买下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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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一氓为杜甫草堂代购或捐赠的诸多典籍中，其中最传为佳话的某过于，1964年他为杜甫草堂用400元收购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集》，后被评为国家一级古籍，海内外孤本。堪称“镇馆之宝”。这本古籍现在能够静静的存留在杜甫草堂博物馆内，背后却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他淘到宝贝的消息也在圈内不胫而走。当时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善本特藏部主任赵万里找到李一氓索要此书，被拒。为免节外生枝，李一氓特地邀请朱德、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何香凝、郭沫若等学者名流赏阅古籍，并题词为记。朱德欣然题词道：“成都杜甫纪念馆得此书，可为所藏杜诗带头。”1965年8月，这部珍贵杜集终于到了成都。关于这段故事，李一氓在自传中也有记述，“在山东济南替他们买了半个宋本，即《杜工部草堂诗笺》，原藏碧琳琅馆方柳梧，后藏山东黄县丁菊苏。在中国书店替他们买了一个残宋本，即《草堂先生杜工部集》,这个残本原是罗振玉家的。特别是这本书，我想法精加重装,并就近请了北京的名人和名四川同乡，长长短短写了不少题跋，成为很可炫耀的一件珍本。来北京图书馆赵万里知道了,向我索要,以为应归北图,我不给;他还告到了文化部。我是为成都杜甫草堂代买的，文化部也无奈我何。”

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集》，二册，残存六卷。缺卷首，不知辑者、刊者为何人，目前是孤本。诗集函套上，可见于立群题签。诗集封面则是陈毅题签，卷首有朱德、何香凝、陈毅、陈叔通、郭沫若、齐燕铭、阿英、李初梨、徐平羽等题词，卷末有李一氓跋：成都杜甫纪念馆所藏杜诗，仅以宋本草堂诗笺，忽见此本于北京中国书店，急代收之。在诗集千里赴蓉之前，李一氓专门对书籍的版本、版式、体例、残存卷页、刊刻年代以及搜集经过等情况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著录。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博物馆、图书馆等公私收藏者，能够珍藏有宋版书的已为数不多。如今，草堂的工作人员说，“《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早已属于国家一级乙等古籍，价值早已经无法用数字估量了，属无价之宝了。”

李劼人、李一氓“二李交集”

同为“杜甫草堂”搜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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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人、李一氓生前收藏古籍被整理成文库，穿越时光，同处一室，一起迎向天下爱书人的目光。据王嘉陵研究，目前并没有有资料显示二李认识，或者生前见过面，有过交流。但两人之间还有一段共同的奇妙渊源连结：杜甫草堂。

上世纪50年代，李劼人担任成都市副市长，其中一项工作便是直接负责成都名胜古迹维修工作，并兼任杜甫纪念馆筹备委员会主任。李劼人早年留学法国，视野开阔，同时还拥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在杜甫草堂修复和重建工作中，李劼人曾多次到草堂考察，后确定的草堂维修风格原则是：尽量保存草堂旧观前提下，对部分建筑适当整理，要求大方朴素并无损于原有风格。如今，草堂最著名的影壁上，用青花瓷镶嵌的‘草堂’处，就是李劼人要求按光绪34年周善培所书‘草堂’二字复原。

李劼人还积极倡行并指导筹建杜甫草堂纪念馆的杜集书藏。据王嘉陵透露，李劼人认为，建杜甫草堂纪念馆，必须要多收杜诗的版本，草堂不仅仅是一个游览地，更是一个人们研究杜甫的学术机构，这样才能增加杜甫草堂的文化厚度。李劼人也确实这么做了。李劼人还特别申请了特种资金，让筹委会专门派员外出搜集。还充分动用自己的人脉，直接或间接联系多位川内外名人大家，请求帮忙联系收集与杜甫相关的文献典籍，收获了大量珍贵版本。他在全国联系了不少研究杜甫的专家，给郭沫若、黄裳等人写信，委托联系浙江的马一孚，询问有没有杜甫诗集好的版本。他还联系过当时的大收藏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请求帮助杜甫草堂筹集杜集珍贵版本。“北京图书馆已有宋刻杜诗两部，而成都草堂尚无宋刻，草堂又正为中外注目之地，……职此之故，敢请先生统筹兼顾，大力促成。赵先生之半部宋刻如能藏之成都，不仅为草堂增色，即于研究方面得益亦复不鲜。”

李一氓中学时也曾多次到杜甫草堂游玩，对草堂感情颇深。听闻草堂征集文献后，李一氓欣然表示愿意帮助草堂搜集文物资料，成为“草堂代购”。而他的代购成果，其中就包括1964年购买到的《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而此时，李劼人已经过世两年了。

2009年6月，成都杜甫草堂纪念馆以国内收藏杜集版本最为集中、最为完整、最具特色的2.2万余册古籍与6000余册善本（其中杜集上万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这其中自然与李劼人、李一氓“二李”的心血贡献分不开。王嘉陵说，“目前，杜甫收藏的杜集和从古到今研究杜甫的资料在海内外是最多最成体系的，没有哪个机构可以比杜甫草堂更齐备。从城市文化建设上来讲，‘二李’，为成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李雨心 陈荷 见习记者 徐语杨 钟雨恒 实习生 王婧尧 摄影 陈羽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