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名牌杂志总编辑周志懿

我对故乡的认识是后知后觉的。

在上高中以前的十几年里，我的童年与少年时光全在方圆不足五十里的高坪峪里度过。高坪峪地处湘中新邵、新化、隆回三个县的交界处，四面环山，交通闭塞，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小时候，我一度认为家乡属于穷山恶水，甚至那些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手艺、民俗、规矩，也被认为是封建与落后的代名词。从小大人们给我的教育就是，只有好好读书，才能离开那个山冲冲，意思是如果窝在高坪峪一辈子就注定没出息。因此，尽快长大，以逃离故乡的方式去改变命运成为了我的理想。那时候，我估计我身边的人没几个了解高坪峪的过去，因此也从没有人能告诉我关于故乡的历史，当然，我也从没有想过脚下这片土地是否有什么历史。

要庆幸我出生在一个好的时代。与父辈们相比，我依然是幸运很多的，没有阶级成份或家庭成份的拖累，没有上山下乡，没有经历十年浩劫，没有被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所裹挟。虽然也是从一穷二白开始，虽然也历经曲折与磨难，但生活似乎总是眷顾于我，让我可以屡败屡战。最终，我得以跨过高考这座独木桥，与高坪峪真的渐行渐远，融入了时代的大潮。

在媒体工作的这些年，我与许多同龄人一样，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从简约到繁复的剧变。我们曾经暗自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无数代高坪峪人终老山中的命运，得以见识山外世界的精彩绝伦；还暗自庆幸自己终于能搭上时代的巨轮，融入到人类文明快速发展的进程。我们看上去是那么珍惜自己享受的时代机遇，生怕再度落后于潮流，在很多的人生岁月里，忙于各种资格考试，忙于地位、收入、财富、机会，忙于迎来送往，忙于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忙于穿梭在酒吧酒店，活络于会议会所；还一度以广交人脉为能力，以应酬交际为乐事，以收入与地位的提升为荣誉……披着事业打拼的外衣，我及我身边的许多人一度陷在名利追逐的怪圈中不可自拔，似乎都忘记了为什么会在这里，又要向哪里去？我们忘却了尊重，没有了感动，缺失了同情心而浑然不觉，浑浑噩噩还不自知。

‍ 终于，在即将迈入不惑之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物质条件确实改善了，精神生活却慢慢沦为了物质生活的陪嫁或服务员。

我决定停下来，自觉避开这喧嚣的传媒江湖，后来进了一家央企的机关里。那里稳定，安静，虽然也偶有波澜但至少可以让我静静地思考。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几乎失去了静下心来思考的能力，长此以往，我真的很担心自己迷失。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向哪里去？在我看来，这是事关人生命运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若不搞清楚，我将重新陷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生存逻辑。而这，是我无论如何再也无法接受的。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缩小社交圈子，拒绝一切可有可无的应酬，再也不去夜店K歌，基本上戒掉了好酒的习惯，甚至有点厌倦加班。只要一有时间，我将全部的精力放到了家里，放到孩子与老人身上。与他们在一起，我总是能够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幸福与快乐。我开始重新检起了书本，翻开了那些尘封多年的经典之作，开始接触《心经》《坛经》《金刚经》等，思考起人的本源；我还开始自学国画，从毫无基础开始，一笔一墨地涂鸦，我知道画得很不上道很不入流，但我依然丝毫不顾及专业人士可能的笑话，晒上微信朋友圈而怡然自乐；也开始热衷户外运动，寄情于京郊的山水。结果我惊奇地发现，在这座自己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周边，竟然有那么多美丽的风景，十渡、三皇山、红螺三险、丰宁草原等。仅一年多的时间，我就基本跑遍了那些经典的户外线路而乐此不疲……

如此坚持了一年多时间以后，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状态。我也突然发现，四十多岁真的是一个人最强大的时候。这种强大不一定是指有多少财富或者有多高的地位，而是指内心的明白、自在与自由。因为明白，所以自在、自由。我可以不再为三五斗米而折腰，不再刻意逢迎。只要我愿意，谁也不能够再委屈、左右我自己，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社会地位的追求上，自己渐渐收敛了锋芒，不是彻底完全的放弃，而是进入一种无欲则刚的状态。数年前我在杭州与时任阿里巴巴副总裁的朱德付聊天时，他说他当时的状态是：“进亦可喜，退亦无忧”，我当时还有些费解，但当自己也迈过四十岁门坎的时候，我发现我突然懂了。

我开始思考自己存在于这个世间的价值。梁漱溟认为人的一生要解决好三大关系，第一层是人与物的关系，第二层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层则是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这与钱穆的观点如出一辙，我想我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要解决我与内心的关系问题，我要开始听从我内心的召唤。

几年前我把父母从老家接到北京生活，湘中老屋的堂屋里据说已经长满了青苔，那毕竟是父母大半辈子的心血，也伴随了我高中以前的全部时光。当停下原来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后，前不久，我突然对湘中老屋、对故乡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想念。故乡的山水、童年的往事开始点点滴滴涌上心头，内心深处竟突然觉得一种难得的美。那个原本在我心里封闭的、落后的、封建的山区盆地，猛然间变得那样美丽、亲切、厚实。于是我开始尝试去了解故乡深处的历史。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似乎又为我打开了另一道灵光之门。

我惊讶地发现，故乡高坪峪竟然属古梅山区域。早在吴孙皓宝鼎元年(266)，就以零陵北部为昭陵郡，分昭陵置高平，其县治就在今天隆回县之高平镇小坳村。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改高平为南高平，陈以后“省高平，大部属邵州道”。但原高平县东北地界，即今天所说的高坪峪地区依然“为梅山蛮踞”，宋朝新化置县时与古梅山主体一并“新归王化”。也就是说，那些我小时曾经认为的穷山恶水，那个我多年来认为的偏僻蛮荒之地，那个我与很多同龄人一味想逃离的高坪峪，竟然有着无比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积淀。而随着我研究的深入，故乡也得以吹散陈封已久的烟尘，慢慢清晰地展露在我的面前。

1988年5月，在武汉举行的“中国长江文化研究会”上，来自湖南新化县的周少尧和冷水江市的童丛首次提出湘中地区存在着一种神秘古朴的原始文化，他们以“梅山文化”名之。1989年8月26日，《新民晚报》以《荆楚文化一支流——梅山文化》为题作了专题报导，指出“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两大主流。在荆楚文化中有一个重要支流——梅山文化，长期被人忽视，默默无闻。”几乎是在“中国长江文化研究会”举办的同时，原法国国家科学院东南亚暨华南人类研究所所长雅克·勒穆瓦讷（中文名李穆安）在法国图卢兹郊区一支东南亚移民后裔中发现了一本以中文书写的《又到逰梅山三十六洞念》的巫教手抄本经，内容是表述瑶人死后灵魂需回梅山归宗认祖。出于职业的敏感，法国学者们对这部本经予以研究，未想越为深入，越感震惊。李穆安当即决定组队前往远东寻找梅山。这些执着的人们沐雨栉风，历经曲折，最终惊喜地把目光锁定在了包括高坪峪在内的湘中广大地区，而“梅山文化”这一文化概念也迅速得到海内外的关注和认定。

据学者流波研究，“梅山”由“芈（Mi）山”音转而来，“芈山”实指楚人居住之地，即长江流域中游及以南广大地区……到秦汉时，项羽分天下王诸将，自封西楚霸王（西伯），《资治通鉴·汉纪一·太祖高皇帝上之上》：“番（pó，婆）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zhu）。”“番君将梅鋗（xuan）功多，封十万户侯。”梅鋗做为楚越大将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影响至深，被封为“梅王”，所封之地正是长江流域中游并以南等广大地域，是为古楚芈山所在，“芈”与“梅”音合，正可谓天缘成俗，这片土地便由“芈山”变成“梅山”了。汉后，苗瑶等百越民族与中原势力抵御周旋的地带集中到了湖南湘中，特别是宋时对抗愈演愈烈，《宋史·梅山蛮传》记载的“上下梅山峒蛮，其地千里，东接潭（潭州，今湖南长沙），南接邵（邵州，今湖南邵阳），其西则辰（辰州，今湖南沅陵），其北则鼎（鼎州，今湖南常德）”即今天洞庭湖以南，南岭山脉以北，湘、沅二水之间成西南——东北走向的资水流域——雪峰山区域，土地面积近5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我的故乡高坪峪正处在这一区域内。

古梅山地域多崇山峻岭，地形复杂，交通闭塞，因特殊的地理环境，宋前“旧不与中国通”，历代中央王朝的力量很难到达，加上当时居民都是少数民族，种族的不同与语言的不通，使梅山人与外界极少往来，其社会形态到宋代以前尚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是一个封闭的“南蛮王国”，朝廷想把梅山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屡次派兵围剿，都被这些南蛮峒勇凭借险要地势，把朝廷官兵打了个落花流水，所以历代朝廷也只好放弃管辖，梅山成了真正的“世外桃源”。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蔡煜、章惇开梅山置新化、安化两县，梅山方才“新归王化”，归顺朝廷，而高坪峪入新化西南版图，成为新归王化的组成部分。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奉诏在梅山巡察了11年的戴千胜，从“使汉苗杂居、王化苗徭”出发，上疏神宗，表示愿意带官职举家迁徙梅山。宋神宗予以批准，同时“下诏天下，大移江西之民，以实梅山”，古梅山地区自此逐渐成为汉、苗、瑶、土家等多民族杂居之地。据《新化县志》记载，高坪峪的许多姓氏正是宋时以“以实梅山”之名由江西迁来。几千年来，深厚悠远的巫楚文化和历代移民“开梅”带进来的外地文化不断碰撞、交融、同化，形成了丰富多彩而独具特色的梅山文化。以我从小的亲身体验看，高坪峪就深受梅山文化之浸淫，甚至我本人的性格基因与成长经历都受到梅山文化的深层影响。

随着开梅后的风气渐开，梅山地域也越来越呈现文化繁荣之象。明代嘉靖二十八年的《新化县志》描述当时是“今士崇礼义而多嗜经籍，民力耕桑而少事商贾。风气渐开，人文益著”。在这一背景下，高坪峪也渐渐文人辈出。

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家乡名儒邹文苏之妻吴珊瑚秉承父学，通晓古今地理沿革，吴氏及其六子汉纪、汉璜、汉勋、汉嘉、汉章、汉池，皆致力与地研究，号称“邹家七子”。其后裔邹代钧、邹永萱、邹新陔等，均为中国近代舆地名家，其中邹汉勋尤为杰出，被誉为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他的舆地学与当时驰名京都的魏源的经史、何绍基的书法并称为“湘中三杰”。左宗棠在其《〈邹叔子遗书〉序》中描述邹汉勋是“居高平山中，穷年兀兀，日对一编，不与世俗接，亦少朋侪讲习考订之益，心精一缕，独追古初。”

平民教育家周方，一生立志投身于兴办平民学校，开创平民教育。为革除旧学制流弊，周方提出了“三化”“五子”教育理论，即要让学生练成纯洁的脑子、强健的身子、万能的手膀子、轻快的脚膊子、流利的嘴巴子。他的“五子”教学理论使老家的人文内涵得以放大，令高坪峪具备了“向美而生”“从实而流”的情怀、底蕴与风骨，至今对家乡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

越来越多的有关故乡的史料资料的寻得，既让我感到自豪与兴奋，又让我感到无比地羞愧。但这也越来越让我心里生起了一种迫不及待的使命感，我觉得应该将这些收集的数据整理记录下来。我有责任让家乡的人们了解自己脚下的那片土地并为之自豪与骄傲，有责任让更多的家乡人知道，高坪峪并不是什么穷山恶水，而是一片当之无愧的灵性之土。

令人遗憾的是，一方面被我挖掘出来的历史的故乡越来越丰厚，另一方面，现实的故乡却又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有了沦陷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故乡也与其它地方一样，赶上了时代的大潮，加入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大部分青壮年劳力凭着对外面世界的热烈向往，以各种方式融入了沿海城市。有的人通过打工或做生意搞得风生水起，然后反哺家乡，使原本贫穷的、保守的、落后的高坪峪也变得越来越喧嚣与热闹，一片片崭新的红砖瓦房取代了老式的木板房，原来夏天一身灰、冬天一身泥的土路也变成了水泥马路，水电基本通到了每一个山村，人们的伙食好了，衣着鲜了，精神足了，玩乐多了。

令人揪心的是，家乡也如前几年的我一样，在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条件提高的同时，开始迷失方向。一位比较清醒的老乡在微信中告诉我说，如今家乡的风气变了，有的人只以钱多钱少论英雄，为此目的甚至不择手段；过去“让祖先无惭，先须立品；要儿孙有用，还是读书”的祖训似乎越来越淡漠，高坪峪里最讲求的孝道，也越来越不被当回事。老乡举例说，有一回亲眼看到一位邻居，本来已经十几年没有回乡，因为办理身份证回老家小住了几天，却在老父亲八十岁寿诞的前一天悄然离去，全然没把老父亲的寿诞放在心上，这在过去的高坪峪是绝无可能的事；“送子读书不如送子挣钱、送子喝酒”的观念逐渐流行，读书不再被一些人看好，相反还认为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是浪费时间，许多孩子因此初中未读完就跟随父母外出做起了生意帮手，越来越高的辍学率甚至让家乡那位年轻的党委书记忧心忡忡。

挣了钱的人往老家带回了财富，也带来了腐朽。一些人的羞耻感没了，少数有钱人以能包个二奶为能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些人精神的寄托没了，地下六合彩、地下所谓的耶稣（其实就是一种邪教）都在悄悄流行。只要打工稍挣了钱的人，回到老家会想尽各种办法把自家的责任田变成宅基地盖房子，还要比谁家盖得高盖得大，加上地方政府规划审批毫无章法，原来肥沃的耕地越来越少，原本绿油油的田野变成一片红砖房的杂乱丛林，盖完后又根本没有住，用一些老百姓话说是：先占着地再说。因为青壮年多在外面，家乡的红白喜事都只能由六七十岁的留守老人们去操持，祖先们流传下来的民俗、手艺、规矩慢慢断代了，许多流传多年的精致手工一步步被机器加工所取代。

富裕后的高坪峪也越来越显露出很多的问题与病态。

站在全国的视野看，高坪峪只是中国若干农村的一个缩影，高坪峪在发展中所体现出来的问题不是高坪峪所独有。

我深知，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现代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冲撞是任何乡土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但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现代文明势不可挡的潮流，但也绝不应该以牺牲优良的传统文化传承为代价，绝不应该遗弃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伦理秩序与文化精神。有些东西，比如孝道，比如羞耻感，比如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他人邻里的友爱与慈善，是永远都不能变的，变了就会失去基本的坐标与底线，就像航船失去了罗盘。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坪峪甚至当今中国的整个农村社会，都需要一次回归，都需要来一次必要的记忆“打捞”，来一次集体的“忆苦思甜”，去捡拾当地的历史传承，去追问“我们究竟从哪里来？”须知，那些流传下来的美好的人或事、民俗习惯都不是偶然的，就像种子发芽需要土壤一样，它必然根植于当地深厚的道德积淀，这种精神基因与历史共同成长，渗透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脉中。这种传承是绝不能断的，文化断层比肉体撕裂更可怕，精神的贫血比物质的贫瘠更严重。一旦一个地方长期传递的道德共享被中断，即便恢复，伤口也总会留下疤痕，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的模样。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地方历史的精华或可正好成为颓废堕落的免疫良药，正如回望自己故乡的历史与童年成长的经历也成为我自己不惑之年得以超然物外的良药一样。

意识到以上这点，我便下定决心，开始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梳理故乡高坪峪的历史人文，用手中的笔去临摹故乡的一切。这便是这本《有一种根叫故乡》的由来。

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能映照我们的现实，又如一把无形的刷子，能刷尽一路的污垢与灰尘。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挖掘故乡的山水之美与人伦之美，最终是想唤回我们的文化之美与人心之美，拂去功利主义，抖落浮躁的尘埃，洗涤一些人蒙尘的心灵，唤醒那些麻木的灵魂。这样的一次记忆“打捞”，既是对家乡的人们的大声疾呼，亦是给自己的一次精神洗浴，终归是希望寻求到更多的道德之长、思想之光与精神之气，并继承之，发扬之。

附：在《【我的返乡笔记】之二：燕子庵的老尼姑和她的养女们》一文中，感谢广大读者踊跃赞赏。遗憾的是，微信官方认为此举有滥用赞赏功能的嫌疑，因此所有款项均被冻结并将于最近全部原路返还，想想都是罗尔惹的祸呀。不过，既然微信后台这么说，我当尊重微信的规则。

需要说明的是，文章出来后，田田的命运引起了各方关注，有好几家表示可以收养田田，迎光中学的周校长与班主任老师专门到燕子庵做家访，欲劝田田回校上学，并且承诺解决学费问题。北京领势投资的周金旺董事长专门给我微信转账一千元，托我转交老法师，目前已到老法师手中。老法师再三让我转达她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