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们说到了“竹林七贤”这些当时的网红一天也没啥正事，就是喝酒写诗玩音乐，还被大家尊为“贤人”，那么，这个时代的新的社会精英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哈佛中国史》这本书是这么解释的。

第一个原因，是汉末以来，对人才的认定标准和选拔机制变了。在东汉的时候，地方向中央举荐人才，主要标准是品德，但是到了汉末，军阀混战，这样的时局下，品德肯定就没有才能重要了。曹操最早认识到这点，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率先把选才的标准从品德变成具体才能。但才能要怎么体现出来呢？当时的观点认为，要通过你的言谈，或者文章来体现，所以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一项最重要的技能，就是“清谈”，可以理解为，用高谈阔论来展现你的才学、见识，还有性格。

清谈这个词，我们今天说起来，好像有一种务虚、华而不实的感觉，但其实最初曹操用这个办法选拔人才，还是很看重时政军务这些方面的，但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是个文学家，这本书里甚至称他为“中国文学批评之父”，他更看重人的文学才能，所以后来清谈就越来越脱离实际，流于炫耀文采。但是，即便在曹操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求职的人都有机会跑到他面前去清谈一通——曹操哪有那么多时间啊，清谈更多的对象是曹魏政权派到地方上寻找人才的官员，叫“中正”。一个人是不是人才，是什么级别的人才，就由中正结合该人在地方上的评价，来作出认定，这项制度叫“九品中正制”，在从三国到隋唐设立科举这三百多年间，是中国最主要的人才选拔考核制度。

第二个原因，这个九品中正制，它最大的弊病在哪呢？就是对人才的评定，很大程度上要参考该人家乡方面对他的评价。这样，一些在地方上有势力的大家族的人，自然就占便宜，挤占了小门小户子弟的上升通道。

到了司马家从老曹家手里夺权，建立晋朝之后，司马家的统治者为了笼络夺权过程中支持他们的盟友，就给这些功臣元老搞了个优惠政策，恢复了爵位世袭制。这样，社会上层就更固化了，这些权贵以及地方大家族就形成了所谓“高门”，他们的子弟一进官场，起点就很高。到了东晋，政府搬到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这一带大家族对土地、佃农这些资源的集中占有程度更高，而且晋皇室在这一带没什么群众基础——这以前是人家东吴的地盘嘛，所以为了争取江南大家族的支持，就不得不给他们跟北方大家族一样的高门待遇。

至于普通家庭的子弟，虽然朝廷也为他们留了一些进入政府的路径，但都是那种又累又没实权的事务性岗位，这样，个人奋斗就没有拼爹拼出身有用了，因为门第摆在那，就是说你一出生，你在仕途上的天花板就定在那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政府对人才的吸引力下降，很多人才就流散到体制外，当隐士去了。而他们的才华和行事风格，又反过来影响了一些出身很显赫的高门子弟，也效仿他们，玩清谈、玩隐逸，并且越来越把这方面的能力，看成是他们这些所谓士族的主要标志，也就是说你具备这方面的才能，才算是真正的贵族，要不然，再有钱也就是个土豪。由于家境优越，这些高门子弟往往能玩出更高的水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出身东晋两大豪门之一谢家的大诗人谢灵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秦汉以来形成的学术系统，从价值观到提倡的具体准则，都是服务于巩固帝国这个目的的。但是，东汉政权完蛋了，那维系政权的这套学术系统，自然也就不那么容易让人信服了，可以说知识分子处在一种“三观尽毁”的状态，所以他们逐渐背离了此前的学术系统，寻找新方向。比如说，玄学的兴起。

所谓玄学就是把道家的思想引进儒学系统，在汉朝就出现了，南北朝时期更风靡；还有书法，你看书圣王羲之，还有他儿子王献之，都是出现在这个时代；还有绘画，代表人物就是顾恺之；在文学方面，最大的特点是骈体文的盛行，这是一种很精致的讲究对仗的文体，此外还有田园诗，像前面说的谢灵运，还有更有名的陶渊明。到了南北朝后期，纯文学逐渐跟学术文章以及应用文区分开，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标志性事件就是南梁太子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以文学性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编选原则，把很多偏应用的文章，比如经史这类，都排除在外。

从上面说的这些，可以看出来，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知识分子，前所未有地摆脱了实用主义和入世原则的限制，致力于哲学和美学方面的追求，而且，这个时代的文化人还很讲究生活，聚会饮酒、集体远足，都是他们热衷的活动。正是这种潇洒旷达的、享受人生的态度，构成了所谓魏晋风度，这也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毕竟还是一个分裂的年代，战争、动乱，也是这个时代不可忽视的关键词，所以下次要说的这两个时代特征，都跟军事方面有关。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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