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记者 高伟

通讯员 张仲旺

广州地铁8号线一大叔被疑偷拍，拿出手机自证清白后，仍遭涉事女子在社交平台曝光，并直指其是“偷拍猥琐男”。此事在网络持续发酵之后，大叔的家属选择报警，涉事女子哭诉学校准备开除她，并在网上发布公开道歉信。大叔家属表示，“她还是名学生，公开道歉就好，不想影响她太多”“不准备起诉了”。

人民群众苦网络暴力久矣！伴随着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融合进程的不断加快，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崛起，网络暴力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放眼当今社会舆论生态，多种价值观争辩碰撞、交织渗透，人人皆可成为网络舆论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一段时间以来，一个“维权号”、一篇“小作文”、一则“短视频”，就可以在社交平台上颠倒黑白、卖惨引流，甚至能够掀起舆论场里的滔天巨浪。一旦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些许抵牾，遑论是非曲直与法理公义，施暴者首先想到的就是上传网络、搅动舆论。施暴者精心构筑的“网络审判”“舆论定罪”，包括了调查、指控、声讨和执行等诸多环节，并借由群体讨伐的路径，占用大量社会公共资源，从而实现左右现实生活走向的内在目的。网络世界里，一句恶毒的话语、一个带节奏的帖子、一个随意剪切的视频，经过一次次传播后，影响可能被无限放大，给受害者及其家庭造成毁灭性打击。

“言语伤人，胜于刀枪；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从国家权力的分配逻辑进行审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业已明晰：“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据此，除人民法院之外，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均不得行使审判权。然而，在网络暴力波谲云诡的现实图景之下，施暴者依托其网络话语权，实质上已然行使了偏离法治理念的“网络审判权”。其惯用套路如下：在社交平台率先发布几篇真假难辨且颇具煽动性的“小作文”，通过散布谣言、诉苦卖惨、博取同情，希冀诱发舆论海啸；另一方面，施暴者会引导网友实施网络暴力，使对方陷入“社会性死亡”的尴尬境地，进而完全失去招架还手之力。除此之外，人肉搜索、披露隐私、肆意谩骂、贬损人格、恶毒攻击、妄加诽谤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将网络暴力延伸至线下，对被网暴者及其亲友实施拦截辱骂、滋事恐吓、毁坏财物等滋扰行为。

“网络审判绝非正义，只会让我们离正义越来越远。”众所周知，司法裁决仰赖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网络审判”奉行的往往是情绪宣泄、舆论裹挟、戾气对冲、理性缺失，甚至可以花钱购买水军制造热搜。很多时候，对某事件是非曲直的判断，不看证据看情绪：谁更擅长“小作文”，谁更会以笔为刀、字字诛心，谁就占据了舆论制高点。比如，本次冲上热搜第一的“广州地铁女子曝光疑被大叔偷拍”一事，涉事女子在检查大叔手机、确认并无偷拍之举后，仍然选择曝光现场影像，以“有罪推定”公然羞辱大叔。同时，在社交平台撰写“小作文”，并明目张胆声称：“难道我的权益没有受到侵害，我就不用去维权了吗？”“难道非要等发生了什么，我才能说什么吗？”涉事女子相关言论中的“扣帽子”“泼脏水”含量之高，实在震碎大众三观。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更不是断案之地。妄图借助网络的隐匿性、虚拟性而信口雌黄“按键伤人”，将私域之争放诸公共领域，并以“无妄之瓜”处以“社会性死亡”的私刑，终将反噬自身、“暗箭伤己”。覆辙在前，殷鉴不远。与本次涉事女子“出师未捷身先死”相比，有一些人曾经凭借“小作文”一度实现了个人目的。施暴者单靠匪夷所思又一锤定音的“小作文”刷屏、开展道德与舆论的“网络审判”，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摧毁对方的青春、家庭、事业、前途、名誉、清白乃至生命。如果事后发生了“戏剧性反转”，施暴者也只用眼泪一掉、道歉一发，就能平安无虞，居然什么责任也不用承担，而网络暴力之后的所谓“真相大白”“沉冤得雪”“水落石出”也并非皆大欢喜，对于受害者来说，他们失去的情感、名誉、前途乃至人生，早就无法挽回。

法治社会，正义既不应该迟到，更不应该缺席。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起草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彰显了司法机关、执法部门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决心，坚定了全社会打击网络暴力的信心。大众的善良和同情心不应沦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言论自由也不能突破法治和伦理的边界。假“道德正义”之名、行“网络审判”之实的“小作文”，一旦造成他人人身、精神、财产和声誉损失，必须严肃追究相应的法律和道义责任。

“按键伤人”者，终将“暗箭伤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