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弗朗西斯·莫里斯（Frances Morris）坐客PSA，带来一场聚焦当代艺术机构与观众间关系的特别讲座。作为艺术机构，破除大众与私有空间的藩篱，鼓励内部与外界的互通是美术馆的重要发展方向。另外，在与观众分享艺术空间的同时，莫里斯还主张公众在美术馆这个公共空间里发声，进行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同时，泰特现代美术馆致力于通过与社区、学校合作，建立会员制等方式尝试与观众产生更紧密的联系。在5月14日的上海国际艺术城论坛（SIAC）中，她也提到，博物馆应该既有被动也有主动，既能思索又能辩论地融入我们的生活。
讲座后，莫里斯与PSA馆长龚彦，策展人、艺术学者李龙雨和LEAP主编岳鸿飞一起就“艺术与观众”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今天，LEAP为大家带来了论坛的节选内容。
李龙雨：艺术机构最急迫想要改变的是什么？比如说您对观众是否有需求？
龚彦：在过去的五年里，在上海所有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中，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没有达到上海博物馆，科技馆，自然博物馆这类大众科普的博物馆的人数。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并不一定要去过多的担忧。我们需要时间，需要更好的策划来吸引观众。因为观众有自己能力可以通过我们的精心策划，对社会细节的观察去发现和创造。他们会来判断你的品质，来慢慢地靠近你。
弗朗西斯·莫里斯
岳鸿飞：当代艺术博物馆、美术馆与其他博物馆之间的一个对比是：艺术博物馆可以让人们接触当代艺术，而其他的博物馆则完全不一样，它们并没有在创造艺术。
艺术博物馆有两种平行的功能：一种就是注重于当时当刻的感受，让观众与当代艺术、文化产生即时的交流和对话；与此同时，博物馆也有一个更加长期的一个想象的空间。今天来到博物馆的人群，和100年之后来到博物馆的人群，其实有一些共同点，这就是时间的延续。所以，一个好的艺术博物馆需要平衡这两方面。不仅仅把艺术品作为一个物件，同时也应该将艺术品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平衡。
另外，在艺术圈里，存在一个断层。我们这些艺术媒体所关注艺术的角度，和大众的角度是有一个断层的。
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大厅
莫里斯：美术馆需要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更好地接纳大众。我认为在过去100年里，其实艺术史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帮助艺术发展。因为它营造了一种非常复杂、排斥大众的学术氛围。只有一些艺术家或者是艺术研究人员才可以进入这个圈子，这相当于建立了藩篱。所以，我觉得艺术博物馆就应该让人们近距离的来接触艺术。能够让人们在看到艺术品之后能够产生一些想法。——所以我喜欢邀请孩子来参观，他们会在这些活动中去学习、反思，所以他们与美术馆的关系就更深入。所以，美术馆对公众的影响并不应该仅仅存在于当下。
龚：另外，美术馆需要更多标准来判断美术馆的好坏，而不仅仅是人流。这个观点可能出于中国目前的状态。判断美术馆好和不好，政府机构可能要看观众数据。
莫里斯：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所有美术馆所面临的挑战，现在参观者
人数是美术馆评价的一个方面，但是不应该成为衡量美术馆的标准。我们也可以联合艺术家，艺术评论家，与社区一起来改善。衡量艺术的标准不应该是金钱或者是数量，而应该看艺术馆是否能激发人们的新的想法——这应该成为一个衡量标准。另外一点标准是：我们可以衡量我们对作品产生的影响。比如说，策划小众艺术家的展览，几年后再去看这个艺术家的知名度有没有提高。如果多年后，这样的一个小众艺术家成了全球知名的艺术家。原因可能就因为在最初，他在我们美术馆举办了展览。——这种作用会更加的真实，比关注观众人数更加有意义。
龚彦
李：您刚刚提到说，艺术家现在已经不再参观美术馆了。是否因为美术馆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我以前去威尼斯双年展，问一个英国的艺术家要不要一起去，他说：“如果我在里面没有作品，我就不去了”。当时我非常不解。
莫里斯：我们在泰特现代美术馆会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来邀请艺术家来参观。这是他们的专属参观时间，他们就不需要跟大众一起了。
龚：我觉得是美术馆的问题。我们也要想一个特别的计划，把艺术家重新再吸引到美术馆来。现在美术馆成了他们一个工作成果的展示地方，美术馆自然就成了一个名利场。那么，如果我们能让美术馆成为实验田，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改变美术馆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呢？
岳：还有一个可能是，艺术家们现在追求的是极致的专业性。但一些艺术机构已经没法达到这个程度了。所以，不管是博物馆还是美术馆，他们为了吸引大众或吸收更多资金——不管是艺术资金，还是政府资金，它们可能更多地需要采取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标准。在这种标准下，艺术家是很容易丧失热情的，参观美术馆就成为了任务，而不是生活方式了。因为艺术家做艺术，本身就算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从我对艺术家的观察来看，在过去几年，他们不仅仅去艺术馆的频率变少了；他们甚至互相的交流也变少了。现在年轻艺术家们可能太忙了，也没有兴趣去美术馆。
莫里斯：我记得，曾经有个艺术家和我一起喝咖啡，说她非常气愤：“你们为艺术家所做的太少了，如果没有我们艺术家，你们根本就没有作品展览；你们美术馆有这么多人，但是你们为艺术家所做的太少了。”她说，希望泰特可以给艺术家一个会员的项目。希望艺术家可以被称为“泰特艺术家”，希望给他们一些会员卡，让他们可以免费的参观泰特所有的展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阿斯平沃尔馆（Aspinwall House）科钦-穆吉里斯双年展（Kochi-Muziris Biennale）展区之一
2017年
李：我想问一下科钦-穆吉里斯双年展（Kochi-Muziris Biennale）的这位年轻策展人，双年展与艺术机构有没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观众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策展人：现在科钦双年展被叫做“人民双年展”。要比较我们双年展与一般的美术馆活动的差异的话，要考虑印度的情况，印度非常独特，出于特殊的社会基建，我们不存在很多当代美术馆。这导致我们策展的叙事能力比较薄弱，泰特美术馆之类的机构其实有非常好的讲故事的能力，所以他们可以吸引很多人，但我们这方面就比较匮乏。
另外，在伦敦这样的城市，美术馆可能有潜力去代表全球的观众。但是，作为印度最偏远的地区之一，我们最主要的观众还是本地观众。我们就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教育他们，将他们进行转型，向他们介绍这些国际的艺术实践。所以我们需要有不同的方法。
艺术家毛利悠子（Yuko Mohri）的装置作品
科钦-穆吉里斯双年展展览现场，2017年
那么，在双年展越来越多的这个国际语境下，双年展和博物馆、美术馆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双年展主要为艺术实践提供了实验场所，也能够针对一些政治实践提供空间。而且，通过两年的时间间隙，我们也有时间得以思考，比如女权、共产主义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全球形势下急需的形式。另外，双年展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年轻策展人，很多新鲜的血液。总的来说，在观察区别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架构不太一样，没办法复制一些国际模式。
李：现在的美术馆其实有很多困难，但是大多数的观众看不到这些困难。所以，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误解和隔阂。
李龙雨
龚：其实挑战、问题很多。但是作为一个机构，不应该把这些自己的困难变成一个理由，总有一个独特的解决办法去应对这些困难。而且有时候，正因有这些困难，才可能让你变得更独特。所以，我觉得这些困难很有意思，是一个挑战。
李：那么在艺术媒体方面有哪些挑战？有人觉得艺术评论会伤害艺术界；也有人说艺术批判对艺术有着非常根本性的转变作用。那么艺术批判的作用到底在哪里？
岳：确实，很多时候人们觉得批判已经死了，已经不再能够推动艺术发展和艺术创作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只要批判还存在，那么它就可以成为一种文字，或者是一种沟通的方式。艺术批判不一定要真的有实际的、或者创作性的作用。这个行业有非常多的矛盾，但批判的作用在哪里？我觉得艺术批判有不可替代性，比如说就不能够被视频取代；另外作为艺术媒体，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来找到那些愿意贡献自我去评论艺术的一些人，他们一旦可以进入这个圈子，我们就无法被替代。
*若无特殊标注，正文图片均来自“艺术与观众”论坛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