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斗蟋比赛现场。

斗蟋蟀作为人们的一种嬉戏活动，其承载的首先是一种社会性，由此人与人的关系总是处在最重要的位置。实际上，斗蟋社会与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乡土社会一样，人们交往的起点是利他，交往的目的是通过相互的利他建立一种平衡的社会关系，最终通过这种社会关系实现社会性，而非简单物质和商品性的“互惠”。

隐遁的斗蟋社会：每逢八月，百万群体伺机而动

撰文 / 李菁菁

2006年9月4日，牟利成南下上海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火车途经山东兖州时，与蜂拥而上的蟋蟀收购大军“遭遇”，他惊觉这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传统社会”，自己的博士论文课题突然有了着落。此后，他决定成为一名“斗蟋人”。

◇ 牟利成，现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很多人知道斗蟋，是从蒲松龄的《促织》开始。明朝宣德年间，贫穷书生成名在巫师指点下捕得刚健蟋蟀一只，但向官府进贡前，被儿子失手弄死。儿子投井，灵魂变作一只骁勇善战的蟋蟀，终得皇帝欢心，赏下车马轻裘，成家最后飞黄腾达。故事虽然荒诞离奇，但也反映了当时从平民到皇族，斗蟋风气之盛。

事实上，早在唐朝天宝年间，就有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的故事。宋代宰相贾似道好虫，将虫的形色、养护、斗法写成专著《促织经》，被人称“蟋蟀宰相”。

上到皇帝宰相，下到市井小民，斗蟋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将两个世界的人牵连。用牟利成的话说，上层阶级与市井小民在蟋蟀身上通了家。

◇ 牟利成的“将军虫”，一生无败绩，尾长及身，定位“白黄”。

在内行人的指点下，牟利成专门为自己购置了一整套“行头”：用来装蟋蟀的特制编织筐、芡草筒、用于抓捕逃跑蟋蟀的网罩、看网（开罐时需罩上防止蟋蟀见光跳窜逃逸），和腰包等。高级玩家的芡草筒多为紫檀木制，也是行走江湖的身份标识。

经过七年多浸入式体验、观察，牟利成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对斗蟋这一民间娱乐进行探究，并将博士论文编撰成书《隐遁的社会》。

每逢八月，全国有“百万大军”围绕着蟋蟀流动。“他们从未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却又真实存在。他们蜂拥出现，顷刻间又人间蒸发。他们分布在五湖四海，却分享着同样的宏观历史叙事，阅读着关于蟋蟀的‘古谱’，信守并遵从这古老行业的‘规矩’，形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 ‘隐遁社会’”。

求虫

每逢八月虫季到来时，全国各地蟋蟀组织纷纷开赴山东宁阳求虫，少则上万，多则几十万。鲁蛐蛐厉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鲁地燥湿相宜的气候。按斗蟋名家柏良的说法，鲁蛐蛐“骨丰实、牙坚硬、皮枭老、色苍秀、相威猛、性刚烈、寿长延”。柏良少年曾师从民国享誉虫界的济南大蛩家刘冠三。刘冠三在民国斗蟋擂台赛曾一举拿下重阳旗，成为虫界执牛耳者。

◇ 宁阳一个村子，人们在路边进行蟋蟀交易。

山东人斗蟋，似乎应了天时地利之便。宁阳的泗店作为山东省最大的蟋蟀交易集散地之一，每天凌晨５点半开始交易，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穿镇而过的一条公路绵延５公里，左右两边都是摆摊的蟋蟀贩子，一天的蟋蟀交易就是百十万。

牟利成也曾去宁阳泗店求虫。他在书中讲述了他涉虫圈不久的一次经历。下午三点多，他带着大筐出了旅店准备去收虫。但门口的两个上海人却在躺椅上摇着蒲扇悠闲自在。牟利成仿效别人叼着芡草坐在马扎上开始收蟋蟀，卖虫的“老乡”立刻围了上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就收了二三十个瓷罐。突然听见一旁躺着的上海人喊了一嗓子：“拿张桌子给他！”牟利成不得其解。

事毕，上海人问他是不是新手，原来，一般人在下午3-6点是不看蟋蟀的。午后人的瞳孔放大，看一会儿，小蟋蟀都会比蚱蜢大，所以上海人才让老板娘给作者塞了张桌子，调整他的视线。

上海从民国开始就是斗蟋盛地。据牟利成了解，现在每年从上海到山东求虫的人不下几万，而参与斗蟋的人数可能数倍于此。再加上虫贩子、虫把式、专业捉虫人，从事蟋蟀荐盆、芡草、蟋蟀书籍买卖等的人员，保守估计每年虫季全国沉浸于斗蟋嬉戏里的人数可达几百万。

捉虫

捉蛐蛐是一件辛苦又孤独的事。深夜捕手们只身在广袤无垠的野地里，玉米地、河沟、麦草垛、猪圈、残垣断壁之所都是他们搜寻的处所。此间，蜈蚣、蜘蛛、蛇、刺猬、黄鼠狼、野狗、野狼这些野地里的不速之客，常常会突然出现在你眼前，让你脊背发凉。有时候单是在暗夜里与大自然独处这件事，都会让你的想象力幻化出无边的惊悚。

◇ 牟利成在玉米地里捉蟋蟀。

牟利成也在书中讲述了自己的捉虫经历。在漆黑一片的上千亩的玉米地里，他弓着身子，一手持灯，一手防止被玉米叶划伤眼睛，凝神静气辨识蟋蟀的方位。好不容易忍着腰背酸疼走出望不到尽头的玉米地，又一脚踩进了覆盖着杂草和麦秸的粪坑。“那种恐惧，就像掉入沼泽，一下子到了腰间，没了大腿。”

还有一次，他正独自站在一片玉米地中间，不远处的玉米突然倒了一大片，心里一惊，刚想着是不是有狗熊经过，突然“咔哇”一声，背后一棵玉米断了。他的汗毛刷地竖了起来。

类似这些惊悚刺激、又带有一些超自然力量的体验，似乎暗合了民间从古至今流传的一些斗蟋传说。对于做社会学研究的牟利成来说，这些带有超自然力量的想象，是一种“赋魅”。

“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赋魅，赋魅本身承载了故事，故事又承载了人们的理解，理解又成就了文化本身。你否认这个故事，认为它是虚妄的，那老百姓的日常都被解构了，链条上有一环被解构了，整个链条就崩溃了。”

斗虫

在当下，民间斗蟋跟博彩业之间的边界多少有些暧昧。一般来说，城市里的堂子是既固定又流动的——风险高，所以堂主会经常变换场所；但开堂子的人基本是固定的，堂主的姓氏、外号往往成为堂口的名号。

这一点是民国斗蟋规矩的延续。蟋蟀玩家王世襄曾回忆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京斗蛐蛐，他也曾当过好几年的堂主，每到白露前几日，郑重下帖邀请虫友光临，帖子由邮寄或专人送递，帖子上不写姓名，而是以“劲秋”二字具名邀请。

现在，北京有蟋蟀专业群众团体，保守估计人数在十万以上。他们大多聚集在公园的角落，赌资在二十元到两百元不等。别小看混迹于街巷、公园的斗蟋者，其中不乏高手，很多在大场子“扬威”的蟋蟀也来自“市民堂”。

◇ 斗蟋比赛桌子。

各个城市的“堂子”大多分为大、中、小三类，划分标准是每局斗蟋所押花面的大小，不同城市的经济条件和堂口传统也不同，知名“大堂子”的起斗金额可达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

在操作规范的“堂子”里，堂主通常会请一个“监板”负责裁判工作，蟋蟀从开始称量、喂食、闷花、看虫到进入斗栅的芡草、别头、点牙、计时、判胜负等，都有明确严格的规定。一般来说堂主会选一个大家公认蟋蟀斗得好、草芡得好、人缘好、正直公正的人来做“监板”。

国内大凡玩蟋蟀的人，都有一个固定的圈子，他们年龄多在四五十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空闲时间，都懂行，不是圈子里的人，一般入不了这个门。

相比现在相对封闭的斗蟋圈，三四十年前的斗蟋，更有一番街头野趣。斗蟋名家柏良曾在一次采访中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和朋友去一个很大的园子捉虫，这时来了个小孩，大概十五六岁，手里拿着个搪瓷缸子，潮得都长豆芽了，里面放了个蟋蟀要斗。

柏良回忆彼时情景：“我都出汗了。那是个淡色紫虫，打我们八个。在这种潮得都长豆芽的缸子里养的蟋蟀，那绝对是虫王级的，如果不是底板好，怎么可能这样打法？”柏良至今不知道这虫是哪里捉的，什么环境下生长的，小孩姓什么也不知道，成了他的终生遗憾。

文化就是人们的日常洒扫

谷雨：你的书里多次提到家人担心自己“走火入魔”，反对你的调查，当时有过自我怀疑吗？

牟利成：我的家人非常反对，他们以为我完全迷上了斗蟋，包括我的母亲。但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以及还缺了哪些东西没做。文化的承载是在个体上，个体身上有一种共性，但你无法分析他们的感受，那只能选择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但这需要时间，移情是有代价的。

谷雨：那如何平衡“游戏者”与“观察者”的身份？

牟利成：真正参与到事件里之前，这往往是方法上的难题，等到真正地参与研究后，就会被区分开。这对经过长期训练的人来说不太构成主要问题。你融入了这个群体，但当你写作的时候已经跳出来了。

谷雨：斗蟋社会对外来人警惕，你是如何以“陌生人”的身份进入的？

牟利成：获取材料，要做的第一点就是抹去你陌生人的身份，抹去你的标识、气味。你到狼群里去，它一闻你不是同类，会咬你、警惕你。所以你要认为自己和他们是同类，那就必须抹去自己，去塑造和他们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你也要抓，也要养，也要用他们行里的语言说话，不说外行话。

谷雨：斗蟋群体消失的速度很快，并且只对熟人开放，那么斗蟋社会是如何传承的？

牟利成：举个例子，跳皮筋是流传很久的游戏，它在逐渐衰落，但它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呢？其动因是我们不关注的东西——人的娱乐本性。吃、穿、玩，是生活本身，不可或缺，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斗蟋的人天生就喜欢斗蟋，它们在嬉戏的过程中又发展出规则、技巧，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这也是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文化就是人们的日常洒扫。日常洒扫，生活起居，就是我们的文化。这也是我认为“斗蟋”是传统文化保存最好的活化石的原因之一。

谷雨：堂子里有很多上千上万元的交易，那是否会有“我微信红包给你”“我发你支付宝”的场面呢？

牟利成：没有，上百万的也用现金。传统意味着抗拒变革，如果随着时代变，就不能称之为传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好处在于保证不存在纠纷。支付宝就会有问题，可能没到账，可能说转给你却没转，这会破坏人际关系，是这个圈子所不能容忍的。

所以传统其实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稳固的连接方式，也是费老说的“洒扫”，通过言谈、一举一动来传递、交流。这个圈子里的人每个人都说本地方言，他们的语言模式一模一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一样，他们说话的言外之意各自都明白，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想干什么，但外人就很难明白。

这就是传统，非常稳定。这个传统的来源是什么呢？他的父亲辈就是如此，祖辈都是农民，农民的行为方式是最稳定的。

“它再过五十年也不会过时”

谷雨：每年8月份的虫季，蟋蟀收购大军就有百万人之巨，此处的注释您详细地做了数据来源说明，这是您对自己的要求吗？

牟利成：在我们国家，GDP、人口数据、产量数据这类都是有据可查的。但到目前为止，斗蟋人数无据可查，且这个数据本身是收缩的，一些人可能今年在玩，明年就不玩了，但读者会很好奇，所以总体大概有多少人的数据是必须给出的。

再者，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研究。这个数据有多么准确，它的意义比不上提供这个数据本身。我能做到的是，用所掌握到的一切方法，穷尽所有可能，搜集到我认为最可靠的数字来源。包括一个城市大约多少堂子，每个堂子里有多少人经常参与等等。

谷雨：读者们也许对这个神秘的“斗蟋社会”充满兴趣，但这本书涉及了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会不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

牟利成：做研究不是简单地描述事件或讲故事，斗蟋领域里有很多值得讲的故事，它们可以作为写作素材，但不能被当作研究和写作本身。

研究性写作不同于通俗性作品，它主要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是围绕学术问题和脉络展开。这是一项学术研究不同于通俗作品的特殊使命。

谷雨：斗蟋社会的调查对社会学的研究有何意义吗？

牟利成：正如我的老师所说，它开拓了社会学的一个新域。好比大家都没去过某个地方，我是第一个去的人，我回来之后把它描述给大家，之后再去的人可能带回更美的照片、更真实的样态。

第二个意义在于中国现在面临着大量的问题，其实很多领域就在你眼前，只是你没有发现它的眼睛。中国是世界变迁的活化石，这就需要学者不要再纠结于课题、金钱，真正地到需要研究的实地去、田野里去，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位复旦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对我说，你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它再过五十年也不会过时。这就说明我研究的是一个真问题，真问题是不会过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