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鲁民

来源：陈鲁民自由谈 （公号）

近日，诗人余秀华的新作《无端欢喜》姗姗来迟，一本并不厚的书，却写了好几年时间。在被问到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出一本书时，余秀华说自己是“刻意保持慢的速度”。“我特别反感一年出几本书的作者，我觉得他们不仅在消耗自己，也在消耗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在浪费纸张。我非常喜欢的诗人说过一句话，他说著作等身的人是很可耻的，我为了慢一点做可耻的人，所以把这个书推迟两年才出版。”

余秀华的话不无偏颇，但细想想还是有点道理的。像她这样“刻意保持慢的速度”的文人还有不少。

台湾著名漫画家朱德庸自称是个“慢人”，在艺术创作中慢得出奇，他历时十年创作才完成《大家都有病》，又花了9年时间完成了《绝对小孩》。对于自己的作品，他称之为“慢作”，他深有体会地说：“创作是一个很单纯的慢生活，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做好作品创作。”因为“世界太大，我们的心太小，生活节奏太快，每个人都被裹挟加速，但什么都能快，文艺创作不能快，要想有精品，就必须慢工出细活。”

麦家也是个出“慢作”的“慢人”，他从1986年开始写作，15年才写了150余万字，年均10万字，不及那些高产作家一个月的产量。但他创作的几部小说《解密》《暗算》《风语》一时洛阳纸贵，红透半边天，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更是好评如潮。谈到创作体会，麦家说：“我也可以3个月写出一部来，但是我不愿那样做。某种意义上，缓慢是成功的捷径。虽然我花了10年才写成一部作品，但相对那些10年就推出10部作品，但到最后一部都流传不下来的人而言，我比他们更成功，这就是缓慢的力量。”

还有许多“慢人”与“慢作”，钱钟书写《围城》，平均每天写500字，足足写了两年多。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历10年之功。司马迁写《史记》用了13年。柳青写《创业史》用了14年。张炜写《你在高原》用了20年，自称“像个行动迟缓的笨重动物”。歌德写《浮士德》用了60年。这些“慢”出来的作品最后大都成了不朽经典。精雕细刻出佳作，谁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所谓“又快又好”，至少在文学创作上尚无先例。

相反，那些日成万字，落笔如风的高产作家，写得快，出版得快，被人遗忘得更快。两年前，国内有个女作家就曾不无得意地宣称，她一年写过3个长篇，9个中篇，22个短篇，可如今谁还能记得她写的都是什么吗？现在文坛“提速很快”，以至于我国目前每年出版长篇小说5000多部，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网络作品则更达到10万部的惊人数字。但国内评论家则普遍认为，每年的长篇小说，精品不过5部到8部，大部分都是平平之作。这些高产作家不妨听听歌德对雨果的多产和粗制滥造的批评：“他那样大胆，在一年之内居然写出两部悲剧和一部小说，这怎么能不愈写愈坏，糟蹋了他那很好的才能呢？我们并不责怪他想发财和贪图眼前名声，不过他如果指望将来长享盛名，就得少写些才行。”

不仅是作家，各个门类的文艺创作都需要降低速度，提高质量。时下中国文化人最需要的是克服浮躁心理，淡化功利之心，多一些“慢人”与“慢作”。这样，或许一时稿费会拿得少一些，“知名度”会暂时低一点，上排行榜露脸的机会少了一点，但出精品的可能性就大了。反之，倘若还是盲目追求高产，不管质量，辛辛苦苦写一辈子，画一辈子，演一辈子，但却没一件作品称得上是精品，没一本书、一张画、一个角色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乍一看，写的书近乎著作等身了，画的画能办个画展了，演出的角色也有百十个了，可翻来覆去，全是低水平自我复制的垃圾，到那时候再惭愧可就悔之晚矣。

一边是慢人与慢作的精品，一边是快人与快作的次品，等待文学艺术家选择。在这里，不妨参考“慢人”麦家的箴言：“无名前，要守得住寂寞；成名后，要经得起名利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