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桥镇在浏阳河中游北岸，有山有冲，却不是田园风格的镇子，130家企业热闹了它的清晨到日落，入夜，年轻人会开车去浏阳市里玩。本文只记叙了它一个白天的喧嚣，以及三种出乎意料的人生，至于发酵后的豆豉鲜，去镇上的蒸菜馆里自己感受吧。

原生态的黑豆发酵之后铺在凉席上晾晒，整个小镇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酱香味。不仅是人类，小动物也觉得那是一道美味的下饭菜。

太平桥镇根据境内地势可分为两大块：东部山多冲多，烟花鞭炮、酿酒、豆豉等新兴工业企业大多聚集于此;西部地势平坦，是相对宁静的居民区。东部的太平桥，有1935年《中国实业志》载“以浏阳产为最著名”的浏阳豆豉。

据镇政府统计，这里每年出销豆豉2000吨左右，在长沙高桥大市场里，80%的豆豉产品来自太平桥镇。

但是说来也怪，太平桥镇总共也就两家豆豉厂——太平桥豆豉厂，天马山豆豉厂;而太平桥镇并不种植制作豆豉的原料——黑豆。成为全国四大豆豉出口基地之一的原因，当地人都认为“全靠二千一百多年的古老工艺和太平桥的人”。

两千一百多年的工艺说来话长，但是太平桥的人，说来有趣。

太平桥的人大概说五六种语言，因为这里北枕蕉溪乡，南临枨冲镇，西连葛家乡，往东6公里到浏阳城区，离黄花机场只有33公里，是个语言的“集市”。不过走在太平桥镇街头，听到频率最高、最清楚的一句话却是语调差不多的“让一哈”，这句话传达的意思比“借过”、“不好意思”强烈得多，意思是“往边上站站”、“别挡我道”。尤其是当对方提高音量，把重音拉长放在“哈”上时，你不必回头，更不能迟疑，调动所有知觉，准确判断发声方向，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在已经非常拥挤的人群里，自觉用力地往边上挪动。

太平桥镇街头永远挤满两群人。一脸轻松，站在路边东看西看的，是居民;目不斜视，见缝插针，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匆忙赶路的，是搬货人，也是“让一哈”的发声者。粗鲁的印象部分源于此：他们永远嫌慢、永远不耐烦。

我曾跟在一个搬货大叔后面走了一路，大叔用地道的浏阳口音大声嚷“哔哔!哔哔!让一哈!让一哈!”让我走了一趟最快最顺畅的路。那是2014年7月3日上午十点，既不是节假日，也没有重大活动，但太平桥镇上早已人声鼎沸，修路的、搬货的、出来买菜的，莫名其妙，街上满是人。

你问人从哪来?这样说吧，太平桥镇的本镇人口大约2.1万，镇内企业130家，其中包括花炮、酿酒、豆豉、竹地板、造纸、印刷、机械制造等新工业规模企业34家，还有生猪、黑山羊、水产品等62户养殖大户。周边乡镇来太平桥镇务工的，加上浏阳、长沙市区来太平桥镇运货的，共同缔结了这套拥挤。

就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拥挤里，我遇到了阎育科。

阎育科是江西九江市白杨镇人，在太平桥镇开了一家鞭炮零售店。14年前，为了自己在九江市郊外的园子被强拆的事，阎育科扶着老母亲去拆迁办谈判，目空一切的推土机最终将房子夷为废墟，他只得到5万元拆迁费。

“我是个懦弱的人”，阎育科说，“通常不会反抗现实，遇事总是退一步”。

这性格40年前就已养成，当时他在河南打工，一群人下地干活，一辆卡车驶过，车上人大喝一声：“趴下。”农民不明就里，听令趴倒，结果伴随着哈哈大笑，射过来两梭子子弹：这是革命青年在炫耀有枪的权力。

2001年4月，阎育科“逃”到了太平桥镇，用拆迁费和积蓄在景泰路上买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一楼做门面，二楼自己住，把母亲和卧病的大姐也接来了。“这些事我从未向别人提过，过去的就过去了，再说也没有意义。”

跟阎育科不同，冯长益倒觉得“意义”需要时常提起。冯长益是太平桥镇人，浏阳市太平桥豆豉厂最老的一批员工，生产队队长。他将我带进他的办公室，“这样方便你记录”。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对我所提的每一点他都用力点头，摩擦双手，并说“所有问题都可以问”。

冯长益穿着大T恤、大短裤晃悠悠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眼睛大、头发微卷，胖，胖到站直后很难看见自己的脚尖。1980年以前，冯长益在花炮厂、裁纸厂、养殖厂工作过，1982年初，他在浏阳食品厂学了三个月做豆豉，每天凌晨三点起床，晚上八点收工。这么长时间做什么?“挑豆子，浸泡(三小时，冬天六小时)、蒸(一个半小时)、起霉(一周)，洗霉、晒干、包装，什么都做。”

当年，浏阳市太平桥豆豉厂建厂，冯长益作为第一批员工被招进厂，一做就是32年。冯长益说，做豆豉的这32年，搞得自己性格都变了，“就跟带兵打仗一样，做的不好，说骂就得骂，由不得他们”。

冯长益最喜欢看的电视剧是《亮剑》，他觉得做豆豉也一样。他为自己和工人们定下几条规矩：事不过夜，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不做工的时候，他又像许多60岁上下的人一样，跟年纪相当的朋友聚在一起，谈论子女的近况，白内障手术、怎么样避免伤害膝关节……

陈代国自始至终将冯长益视作一个复杂的人，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冯长益身上令人厌恶的东西，但也承认他“确实有些可敬之处”。陈代国52岁，是浏阳市太平桥豆豉厂的股东之一，因为豆豉厂是家族企业，陈代国拗不过老父亲，十二年前辞去市里某小学老师的职位，回到了太平桥镇。

53岁的陈代国戴着颈托正襟危坐，因为早年的职业病，他的腰椎颈椎在1990年代便出现严重问题，一度卧床不起，现在也还会一晃脑袋就头晕，无法自由转动的脖颈让他看起来格外郑重，这郑重却又配着一副飞快的语速。

嗡嗡作响的马路边，从办公室出来巡视的陈代国和各色人打招呼，把一个人介绍给另一个人，他的男中音低沉有力地覆盖着整个场子。他的手势悬在半空，一路走一路在空中划线，把镇上的房子、桥，用一段路连起来，然后再来一座桥，一栋房子。

我们就是这么一路走一路聊他的长沙生活的。

他是豆豉厂里唯一一个在城市里有过好工作的人，就算回到太平桥，他也总是跟进城打工的年轻人坐在一起，抽烟、打牌，顺便回忆长沙的工作。比如，早上9点，他已经在小学楼里听完了四门课，至少给每堂课提出了三条改进意见。上午10点，他已经应付完了排队来问问题的同学们，每人一颗牛奶糖，一本书，一小段热烈而短暂的指导，他说自己总有办法在牛奶糖嚼完之前结束谈话。

从学校辞职回到太平桥镇后，陈代国在镇上的小学旁租了一套大约60平方米的屋子，他还把原本设在豆豉厂里的办公室搬到屋子里，这样能听见学生们叽叽喳喳，“我就是喜欢，哎呀，听见了就是高兴”。每年寒暑假他就挺低落，“太安静了”。我问他什么时候最幸福，陈代国指着对面的小学说，“我想在学校哪个地方弄一个食堂，西北角再盖个厨房，现在的食品安全，太不安全了”。站在旁边的冯长益悄悄凑过来说，“孩子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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