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同寿

贵州贵阳人，汉族。历史学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

当过中学教师，陪同知青下过乡，办过校办工厂。1979年考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曾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出版有《贵州简史》、《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史》、《贵州历史笔记》、《独步酒林》等著作10余部，发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与制约因素》、《清代前期治黔述论》、《试论滇西抗战》等文章百余篇。

与 历 史 结 缘

范 同 寿

人的一生经历变化无常。孩提时的种种理想，往往会因机遇、环境、巧合等社会因素的作用，与成年后从事的工作大相径庭。上大学前，我就从未想到过这辈子会以历史研究为毕生职业。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句名言在大学历史系就读阶段，曾激励我去努力学习，尽量在考试中获取高分。

大学毕业的最初十余年，被分配到一所边远农村中学任教。学校座落在名为新场街的自然村旁，由一个废弃农场改建而成，既无自来水，也没有电，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为了改变这种闭塞状态，我这个历史专业的毕业生，除了上历史课外，大部分时间不得不一头扎到物理读物中。于是，有了给学校修建小水电站、设立广播室、创建校办翻砂厂、锻打农具、敲制铁火炉烟管、修理复原和驾驶手扶拖拉机等等经历。

我的真正与历史结缘，始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已将届不惑之年。

1978年，当时的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我有幸在100：7的比例中参考并获录取。由此，重拾荒废了多年的专业，开始从夯实理论基础、搜集文献资料入手，沉入史学研究之中。

改革开放初期的贵州百废待兴，社科研究条件之差，今天的青年人很难想像得到。

当年的研究生班设在贵阳市北一个闲置的中专学校，距离市区10余公里，每每乘不上所里的大巴，便得跋涉山路赶回班里上课。那时的学习与研究纯系手工劳动，从搜集资料、查阅历史论著、旧时报刊、档案文献到撰写文稿，全靠一枝钢笔和几叠稿子纸。记得为挖掘民国前期西南军阀与贵州军阀统治下社会状况的史料，曾与几个学友辗转重庆北碚图书馆、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桐木岭贵州省档案馆等地，每地一住便是两三个月，甚至长达半年。

早年间的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办公无定所。位于中华南路的贵阳第一浴室、省冶金厅山后的平房，都曾作过我们的临时宿舍或办公用房。直到更名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后的1982年，在科学路原民国时期的科学馆旧址修建起两幢单元楼房，部分职工才算有了家，而以康健等同志为首的一批院级领导，仍在院落东侧一座简易棚式建筑里办公。

研究生班结业时的论文《明清时期水西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得到指导教师的首肯，1980年由《贵州社会科学》刊发，并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这成了自己选择历史研究为职业，并将西南区域史与贵州地方史作为研究方向的催生力。其后，在参与古夜郎史、西南军阀史、清代教案问题等学术研究，出席了几次清史国际研讨会、西南军阀史等多省联合研讨会议，并于1984年出任贵州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之后，毕生的工作便在历史研究这一行业最终定格下来。

“搞历史研究”这个听起来让人羡慕的行业，其实并不轻松。一位学者在解读经典作家关于历史科学的论述时指出：“一方面，‘历史’是以人为核心、动力和归宿的过程；另一方面，‘人’是摆脱不了过去、现在、未来三重时间向度为生存条件的历史性存在物。”（陈立新：《中国社会科学报》第536期）我由其文中既感受到历史研究意义之所在，更产生出一种通过地方史研究成果，增强贵州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责任感。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学问，由于产生于封建或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往往打上较深的时代烙印，在立论和史料取舍上不免囿于执笔者的阶级视角。因此，不是所有我们接触到的文献史籍，都能轻易地用今人的的语言，准确地解读得出来的。尤其像贵州这类地处僻远、从来就被封建文人视为“穷山恶水”、“不毛之地”的民族地区，要摆脱旧时代史官笔下对它的错记、误记和贬抑，还真需要一种持之以恒，甘坐“冷板凳”的精神，需要对各类文献进行深入耙梳、整理和辩识，方能从浩瀚的文献和前人论述中还原贵州历史的面目。

1996年，因工作需要被调整到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任职。在那里，再次感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社会科学研究事业起步的艰难和其后的飞速发展与进步。

中国有句老话叫“史志不分家”。清代史学大家章学诚的文章就曾称：“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并提出“志属信史”，“志乃史裁”，“志乃史体”，“方志为国史要删”之类的论断。后人虽力证“志”与“史”在性质和体例上的区别，但在大的学科分类上，两者毕竟都属史学领域。故在地方志工作的7年，虽大部分精力被行政管理所占据，我对历史的研究并没有搁置，恰恰在那段时间里主持完成了《贵州六百年经济史》一书的编撰出版。该书曾荣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为参与撰稿作者的职称晋升提供了一定帮助。

贵州修志始于宋代，建省以后官修的第一部志书为成书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的《贵州图经新志》，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大规模编修，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才得以全面展开。

我奉调到省地方志办任职时，修志工作条件之艰难让人难以置信。单位的整个办公空间，只有建于20世纪50年代，位于延安中路上的老贵州日报社二楼的几间房，唯一的一间大房作为资料室存放各类新旧志书，木质楼板被书架压得变了形，人走在里面常吱吱作响，找书只能侧着身子穿行其间。

那年月，社会各界对修志意义的认识模糊不清。曾有同志告诉我，他们到县级修志机构调研时，当地同行曾苦笑着谈到一则笑话：群众问：“你是哪个单位的？”答：“县志办（县地方志办公室简称）的。”惊问：“都改革开放了，你们还限制（县志）什么？”

听取时任贵州省省长钱运录对地方志工作的指示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贵州省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如今，首轮省、市（州）、县三级志书的编纂任务已全部完成，二轮修志工作从起步到接近完成，仅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除各级修志机构的趋于完善，办公条件的更新、修志队伍的壮大、修志水平的提高外，编修出版的志书，正越来越多地发挥着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大到策划城乡建设、研究发展战略、制订发展规划，小到某具体工业园区、某条道路改造，某小区的兴建，各行各业无不在工程启动前，参考和借助地方志的研究成果。

按照李克强总理关于地方志“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指示精神，贵州地方志界正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积极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我的历史研究生涯始于改革开放之初，迄今已有四十年。其间，亲身经历了贵州史学从学科基本恢复，系统科研工作全面起步，学术研究视野拓展，研究视角转换，研究方法不断更新，逐步形成跨学科研究并与国际研究接轨的变化。凡此种种，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得以实现的。

几年前，一份刊物在采访我后曾刊发过一篇名为《缝补贵州历史的大师》的文章。这种对我的过誉，实在令人感到无比汗颜。

在贵州，对地方史研究比我深入，出版的论著远较我的研究成果厚重的学者大有人在。个人虽也曾出版过十余部论著，刊发过百余篇文章和若干历史心得方面的随笔，其中的《贵州历史笔记》、《贵州简史》、《独步酒林》、《黔史扫描》也曾在读者中引起过一些反响，但用当代史学的标准衡量，其中的不足，自己心中还是有数的。

范同寿部分个人著作

岁月不饶人。如今已跨古稀之年的我，虽偶尔仍有增补、订正旧著和撰写新作的冲动，但自知心虽有余，力有不逮。看来，也只能成为一种心愿了。

2018年10月7日

撰文：范同寿 编辑：小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