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个概念，完成一个体系，寻找一种方法”，这是摄影家梅生对于“世界遗产影像学”研究的学理基础；“文献性、学术性、艺术性”是梅生在拍摄中的评判准则。前不久，世界遗产影像学摄影实验项目成果展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举行，新华网在艺术展的最后一天专访了此次成果展的导师——摄影家梅生。

成果展上，有梅生自己的作品、学生的作品，也有他和学生共同完成的作品。梅生从事摄影四十余年，长于人文、地理、建筑、风光类摄影专题拍摄。近年来，梅生专注“世界遗产影像学”体系研究，游历近六十个国家，拍摄了三百余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这一次，梅生与北京国际摄影周合作，启动了世界遗产影像学教学实验项目，“中国古代的很多大学者都是依据学院做教学的支撑点，带领学生完成教学体系，留下了许许多多学术著作，成为我们现在重要的财富。”梅生说，他希望参照先贤们的教学模式，用学院式教学留下宝贵的艺术财富。

从摄影专题到学术建立，用了20年

摄影，是凝固时间的媒介，是扫遍历史的存在。

摄影家梅生带着他的镜头，足迹遍及中国所有省份和世界五十余个国家。或波澜壮阔，或玉砌雕阑，梅生过去凭借风光摄影、商业摄影被人称道，而后开始进行文化专题的拍摄，又深耕“世界遗产影像学”体系研究，将其从摄影专题衍生为学科建立，梅生说，这前后的准备时间长达足足20年。专题摄影无论在国内外都已经成为摄影表达的成熟形式，使得影像的力量更加强大。

“即使有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和一定的学理基础，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一门学科从创始者的创立，到学科整体完善，再到最后完成，不是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出于心底对世界遗产影像学的那份初心和完成学科建立的梦想，梅生决定，团结一批有志于此的摄影人共同完成。

在中国古代，许多学者大家依据学院作为教学的支撑点，带领学生完成教学体系，留下了许许多多学术著作，成为我们现在重要的财富。白鹿书院、岳麓书院、紫阳书院，就是这种“学院式教学”的成功典范。就在梅生想要组件团队完成学科建立时，北京国际摄影周恰好也想做这样一个实验项目，于是一拍即合，就有了如今的梅生世界遗产影像学教学试验项目。

梅生还提出了自己的学理基础——建立一个概念，完成一个体系，寻找一种方法。“建立一个概念，世界遗产影像学是什么概念？完成一个体系，用什么样的体系去表现世界遗产影像学和世界遗产？寻找一种方法，什么样的方法？摄影用照相机，最后完成的结果是影像，那么什么样的影像才是一个最终的表现，完成世界遗产影像学的最终结果？”梅生这样解释道。

而对于这里所说的“最终结果”，即呈现出来的世界遗产影像作品，梅生也有自己的准则标准，“第一，文献性，我们用摄影在讲述世界遗产，其中包括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那么这个历史要求是真实的客观存在，文献就是对历史的一个证明；第二，学术性，提出问题、提出论点、找到论据、得出结果，这就是学术性；第三，艺术性，用摄影的特定艺术语言，比如光的语言、色彩语言、黑白摄影里面的影调语言等，来描述出世界遗产影像学的整体状态，这便是艺术性。”

艺术门类相通，用在音乐抽象空间突破摄影瓶颈

梅生是一位摄影家，却又不仅仅是一位摄影家，9岁学习书法，11岁学习篆刻和绘画，至今仍未辍笔。不仅如此，他还做过美术编辑、艺术评论人、音乐策划人，甚至做过摄影记者，也正因如此，我们的采访开始前，梅生老师还认真地和记者探讨起采访技巧和应该注意的问题。

采访结束后，我们还走进了梅生老师的书房，书房不大，每一个角落却都散发着文人墨客的书卷气。“书法中，从单字横竖撇捺的间架构成到词句之间疏密疾缓的安排再至整幅作品在章法上的分行布白，气韵意境的表达，都对我的摄影起过巨大的影响；篆刻艺术在方寸之中变化万千，使我在摄影构图上得到严谨的训练，眼睛在取景器上的观察和刻印章时对文字形象的安排有了融会贯通的意会；绘画和摄影同属造型艺术，道理相通，其意自明。人的感知模式分为行为、情感、精神几个层次。”除了摄影，梅生聊起书法、篆刻、绘画也会侃侃而谈，书房中满是他多年来的作品和收藏的大家艺术品。

梅生在摄影、绘画、篆刻、书法等领域颇有造诣，却鲜有人知道他还曾研究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音乐。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做了多年摄影的梅生突然觉得自己的艺术生涯走入了瓶颈期，不知如何突破，“摄影就是所见即所得，但我心里还有很多感受，面对一个客观物质存在的时候，它还有怎样的表达方式？我突破不了，因为人类的感知太丰富，摄影却太局限了。”

就在那时，梅生将自己小时候一直热衷的音乐捡了起来，“音乐看不见、摸不着，但它能传达具体的情节、传达人的情绪，给人无限的遐想。”在梅生看来，音乐的抽象与摄影的具象更好形成互补，“我不能唱，也不能作曲、指挥、演奏，但我对音乐有着自己特殊的理解。”也因为这样的理解，让梅生用音乐帮助自己度过了摄影艺术的瓶颈期。

“做音乐这段经历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大在什么地方？就是具像与抽象之间的关系，意向和真相当中的状态，一个人的情绪和意境当中的这种关联，境界和物质反应之间的这种衔接，让我在摄影上终于突破了瓶颈期。”回忆起这段经历，梅生如是说。

学者型摄影家，一半在书房，一半在路上

用影像拍摄文化专题，有何优势？梅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他看来，摄影是一个不需要翻译的国际性语言，能最直观、最准确的传播给最多的受众群，“我们讲故宫，把文字翻译成英语、俄语、德语、日语，它会存在很多损失和误解，影响信息的准确表达，即使你口若悬河、妙笔生花，但受众理解还是会有所误差。”但摄影却不同，梅生在国外做过很多场中国的世界遗产摄影展，不需要过多的文字注释，不需要语言解读，即使对于国外的看客，镜头下的一张影像，就是最一目了然的世界遗产的见证。

1976年，梅生拿起相机记录社会，一拍就是41年。在这个记录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对于光、色彩、形状等元素有着特殊的感知能力，他说摄影可以满足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判断、理解和表达，成为研究文化顺理成章的语言方式，于是扛着照相机，旋转着镜头，走到了今天。

“在摄影领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人想攀登高峰，有人想先锋前卫，但我只想把学问做得更深刻。”梅生多年的摄影经历、生活经历也让他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独特的学养经历、独特的语言方式、独立的人格精神，梅生的“三独理论”是对摄影家行业的规范，更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一个摄影家、艺术家，一定要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否则艺术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所以独特的学养经历是作为学者型摄影家的必要要求；拍照几十年，形成我现在的摄影风格，这是独特的语言方式；不随波逐流、不趋名逐利、不人云亦云，这是独立的人格精神。”梅生被称作“学者型摄影家”，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荣誉称号，而是摄影家的一种类型，梅生说，学者型摄影家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一半在书房，一半在路上……（文/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