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如果让您选出自己所在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4件作品的话，您会选哪些？为什么？

刘恒：这种问题是挖坑，谁老实回答谁得罪人。最要命的是得罪自己，把审美隐私和好恶取向都暴露了。我随便一答，当真或不当真随意。

莫言的《红高粱》。

它显示了作家的主观性是作家最重要的武器，而大多数作家都受困于客观性。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它显示了作家精粹的幽默感可以和任何沉重的现实对垒。

张承志的《心灵史》。

它显示了作家个体的信仰游走在信仰的荒漠中，仍然能够自我播种、浇灌并开出绚丽的花朵。

最后，为了避免得罪自己，我填上《狗日的粮食》，作者刘恒。

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缺粮史，因为缺粮而造反，因为造反而改朝换代，然后又缺粮……如今有人为贸易争端焦虑，离缺粮还早着呢！哪天对手盯上了你的口粮，你就得小心了。所以，这篇小说的意义是被大大地低估了——这么说真的有点儿不好意思。不过我还是建议你们找来看一看。

任鸣：我只能从北京人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一定是要经得住时间检验和历史考验的，我选择的4部戏是《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槃》《小井胡同》和《李白》。

创作时间是从1985年到1991年，体裁风格不同，有京味儿，有农村题材，还有传统文化，体现着人艺风格的多样性，且都是讲的中国故事。这些作品几乎都是首演时就很轰动，又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考验。我一直认为，好作品应以20年为评判单位。而这4部戏无一例外地聚集了一批优秀演员，又都为剧作家的代表作，从一度创作到二度创作都具备了成为代表性剧目的可能。

尹鸿：如果只能选4部电影的话，我肯定会选《芙蓉镇》《庐山恋》《霸王别姬》和《英雄》。

《芙蓉镇》是改革开放40年对过去历史的反思最深刻、内涵最丰富、艺术成就也最完整的作品。这是一部告别历史、反思历史之作，而且艺术深度也很好。

《庐山恋》虽然年代更早，但我觉得它最大的价值是开启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人在这部电影中感受到可以去自由选择，可以去追求自己所爱，可以去表达对美好生活愿望的可能性，所以它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而《霸王别姬》，我觉得它代表了自《红高粱》开启的中国电影走上国际舞台所达到的最高水准。它既是一部内地与港台合作的作品，又有很好的国际视野和非常好的中国元素。它对人性心路的挖掘是属于中国的，又是属于世界的。

《英雄》更大的意义是开启了中国电影市场化的道路，让中国电影重新回到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当中，让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了国际主流的商业市场。同时，它也让中国的武侠电影达到了制作上的新高峰。

2

改革开放40年对您自己所在领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刘恒：思想解放。信息的大范围、多种类的涌入，好比河流奔向了大旱已久的土地。大脑是需要信息浇灌的，否则思想和智慧就要歉收乃至颗粒无收。画饼充饥是要饿死人的！把世界上所有资源排列一下，没有比大脑更重要的资源了。国家的竞争就是大脑的竞争。改革开放，让文学有了充足的营养，更让国家的肌体有了营养。不拒绝营养，让营养保持平衡，我们的力量就足以克服各种困难。

任鸣：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非常大，对于戏剧的最大影响还是多元化。之前戏剧创作依靠的是国有院团，改革开放是一个里程碑，之后出现了民间民营工作室，就如同经济领域出现了民营企业一样，民营经济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戏剧。

民营戏剧的出现，促进了行业的创新，戏剧样式从主旋律到严肃戏剧，再到实验、探索，剧场也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虽然我本人从没有和民营机构合作过，但一直关注着它们的勃勃生机，体制内外齐头并进，促进的是整个戏剧的生态。

如何引导和带领观众，是戏剧人的社会责任，戏剧是对社会思考的一种表达。虽然有些民间戏剧创作的主题表达不那么完美，但很多人也已经开始追求一种深刻，这一抹理想主义的色彩，或许商业上不可能那么成功，但思想表达更纯粹。常常听民营戏剧机构的从业者激情澎湃的发言，有理想、有情怀和纯粹的人更多的是在做戏剧，最可敬的是他们的不商业。

范迪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美术是一部巨大的视觉交响诗，有大量作品反映了改革开放伟大的历史进程，以形象和画面记录了现实生活的沧桑变化，特别是表现了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民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

40年中国社会的建设发展红火热腾，有着中国美术家表现不尽的风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艺术思想观念与时俱进，在主题和题材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样貌，大型主题创作或表达历史事件，或聚焦生活现实，视角非常多样。在解放思想的热潮中，美术创作尤其突出了一个“真”字，也即关注真实生活，反映真切感受，塑造真实形象，使得美术作品贴近人心，与人民群众产生思想和情感的共鸣。

二是努力回归艺术本体，拓展了形式语言和美学样式。面向世界的开放使中国美术界有条件吸收和借鉴世界艺术的优长与经验，北京更是世界艺术的交流平台，从古典到现当代的美术展览络绎不断，各种艺术形式风格都可以为我所“赏”也为我所“取”，加上对中国自身艺术传统的传承与创造性转换，中国美术的形态已是多样并茂，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在文化属性上充满时代的气息。

三是美术的“领域”不断扩大，既有称之为“造型艺术”的中国书画、油画、版画、雕塑的延续发展，又有动漫、新媒体、装置、影像等新型艺术的兴起，还有与人们居住空间、公共环境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建筑、设计、公共艺术十分活跃。这种从“小美术”走向“大美术”的趋势，正是改革开放时代艺术生产力极大解放、艺术创造力不断迸发的结果，也是社会对美术需求不断扩大的结果。

尹鸿:改革开放40年对中国电影最大的影响，首先是解放了电影的创造力和创作空间，让中国电影有更好的题材选择、更深的人性挖掘、更自由的主题表达。

第二大改变是经济繁荣，使中国电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力量的支撑，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拥有世界上最活跃的电影产业。

第三大影响是，改革开放让中国电影与世界同步，与世界接轨，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也让世界电影走进中国。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三点都是不能想象的。

3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您怎么理解它所承担的特殊使命和任务？

刘恒：人才多，市场大，离各种核心资源近，创新的潜力不可限量。但是，文化产品不是以规模取胜，而是以每一部具体作品的质量取胜或落败的。有的时候规模越大，失败越惨。所以，创造信息活跃流动的宽松环境是最要紧的事情。在这个前提下，无数艺术个体的充分竞争会实现——至少是接近百花齐放的美好局面。

任鸣：北京是文化人才和精英的聚集之地，北京作为文化中心，不在于拥有多少剧场，而是聚集了多少人才。北京最应引领文化的方向，应率先垂范。像《茶馆》《雷雨》这样的戏出在北京，是因为老舍、曹禺、焦菊隐、于是之等人聚集在北京。而今天，文学、艺术各领域的精英也都聚集在北京，但由于创作时间太近没法去衡量，但是北京要有方向和路线，假以时日，定会出现重量级作品。

北京要张扬的是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和艺术，而不是走洋路成功。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很重要，不能沿用西方的艺术体系，很多年来电影就有这样的倾向。当然，话剧参加国际戏剧节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必须有自己的评价体系，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创造。

范迪安:北京聚集着全国优秀的美术资源，这份资源包括历史上优秀的美术作品遗存，在今天人们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美术馆、美术院校、创作机构和艺术区，更有具备代表性水平的各个领域的美术家，堪称名家荟萃，阵营强大。北京美术的发展要以进入新时代为契机谋篇布局，通过协会工作广泛团结美术家，形成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合力贡献的共识。要进一步发掘和研究20世纪以来北京美术的深厚传统，加强对名家大师和经典作品的展示推广。我在中国美术馆工作过，深知人民群众最喜欢观看名作和品读经典，这也是提高社会美育水平的重要途径。

我们要进一步推动现实题材的美术创作，多视角、多形式地表现首都风貌、时代风貌，用艺术的方式展现北京精神，为丰富北京人民的文化生活而提供充足的创作产品。在北京这个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大平台上，北京美协要更加坚定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用美术讲好“北京故事”，与国际美术形成广泛的对话。

尹鸿：北京一直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也是中国的电影中心。不仅电影年产量在全国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基本上产量和数量都会占到三分之一以上，更重要的是，它的电影影响力更大，市场占有率和社会影响力都更大。而且，无论国有电影企业还是民营电影企业，在北京都有非常丰厚的土壤。所以，北京是文化资源、产业资源、市场资源都很丰厚的一个区域。一部北京电影史几乎可以说是半部中国电影史，甚至可能还不止半部。

而且，北京电影不仅指的是北京风味的电影，更多时候其实是中国电影的代名词。北京电影制片厂，还有北京的几家民营公司，包括华谊兄弟、博纳和光线，还有我们当年的青年电影制片厂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领中国电影之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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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40年的节点展望未来，您认为本领域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

刘恒：网络的迅猛发展对文学冲击很大，不止文学，信息海量增长让写作和阅读受到同步贬值的威胁。写作者的文体越来越粗糙却越来越被容忍，阅读者的感悟能力和分辨能力越来越迟钝，甚至记忆力都越来越退化，却仍旧乐于在信息的垃圾场和红灯区里徘徊。即时的快感压倒了对意义的感悟和塑造。人的大脑越来越不像播种智慧的土地，而越来越像同一个批号的容器——百宝箱里是同样的玩具，垃圾桶里的废物却五花八门。

文学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那些信仰文学的人只有背水一战了。作家本来就是独行侠，我相信每个人会找到各自顺手的兵器，至于生死成败则由不得自己了。我本人目前追求的是身心健康，远离老年痴呆症。妙笔生花是不敢想了，多写几行人话就不寒碜，要是还能留下来就太知足了，八成是奢望。除了这个，我没别的追求了。

任鸣：要珍惜，要走自己民族化的道路。眼下我们正在排演的《名优之死》就是如此，要排中国经典，把历史上的优秀作品陆续拿出来，继承也是传承，同时坚持原创、记录这个时代。而明年人艺的两部原创大戏也将是民族化的中国故事。决定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台下的观众，谁说了都不算，“座儿”说了算，艺术需要积累，更不能跃进。

范迪安:中国美术拥有不间断的历史和传统，在艺术理念和表现语言上都自成体系，是东方艺术的重要代表。经历了20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化碰撞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全球文化交融，现在要更加清醒地以中国文化为本，在艺术创新中信守文化基因，凸显中国精神。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发展提出了艺术创作的新课题，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为标准，把提高美术创作的精神高度和文化品格作为学术追求，努力攀登艺术高峰。

美术创作的特点是视觉造型，在形象的塑造上要从善向美，注重品格，追求意境，以美化人。此外，当代的知识迭代、科技发展、新材料新媒介等都对美术的形式表现产生影响，青年一代的美术创作已出现科技与艺术相融合的趋势，人们的审美方式也发生变化，在这方面要因势利导，鼓励创新。

尹鸿:未来的中国电影无非就是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要让产业更规范，市场更有序。这是一个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的要求，只有更规范、更有序之后，电影产业才能健康、可持续地向前发展。

二是要从上到下形成更开阔的大国胸襟,让电影有更自由开阔的创作空间，这样电影的现实主义才能够发扬光大。

第三方面，要更加鼓励和支持多样性电影的出现，无论是商业霸权还是其他的权力霸权，对电影永远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只有多样性，我们才会有选择，这也是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的经验。有了多样性，才会有未来；有了多样性，才会有竞争；有了多样性，中国电影才会有融会贯通、兼容并包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