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15日，“明清以来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工作坊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举办。本次会议由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中医药文化》编辑部主办，来自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杨永清致辞

工作坊为期一天半，日程安排紧凑，分为“沟通内外的医学交流”、“医疗文本与文化”、“医疗事业与社会”三个主题、六场报告进行。澎湃新闻选取三位学者的报告详加介绍，以飨读者。

研讨会现场

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医知识史研究

南开大学历史系余新忠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融通内外：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医知识史研究刍议》。他从个人医学史研究经验出发，指出中国医学史研究的现存问题，并提出其未来发展方向。

余新忠教授

余新忠从1997年就开始做医学史研究，当时的医学史并不为人所熟知，被认为是“非主流”“旁门左道”，前辈学者经常告诫他要回归“主流”历史学界。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学界已经能够认同医学史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颇具发展前景，甚至有人提出它是将来历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医学史也迎来了“红利期”，很多研究成果涌现出来。

但余新忠认为，医学史研究虽然看起来红火，实则蕴藏着很大的危机。如：内外史之间的壁垒依然森严，对欧美成熟的医学史研究的理念、方法的了解和借鉴还十分不足，很多成果“新瓶装旧酒”现象严重，宏大叙事的影响依然强烈，相对独立的“医史”学科建设还遥遥无期。

余新忠随后对“内外史壁垒”问题做了深入剖析。他最早研究的是清代江南的瘟疫社会，即从瘟疫这种社会现象切入，探究历史变迁和社会文化的演变。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他所受的训练和立场与医学出身的学者很不一样，所以早期完全把医学史当做“外史”来做，对于疾病、医学的关心比较少。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余新忠从瘟疫开始进入卫生问题，真切感受到“内史”和“外史”之间的沟通非常必要，研究应该更多地回到医学本身的议题，而不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切入点，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把相关的历史呈现出来。

那么如何打破“内外史壁垒”呢？余新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当务之急。一方面需要更多具有多重知识背景的年轻人加入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怀着开放包容的心态来理解对方的诉求。医学史不能只是“历史”或“医学”，仅仅探讨技术、科学或是社会文化都是不够的，要将二者有机结合。具体来说，文史等学科出身的研究者应该介入被医学界的医史研究者视为“核心地带”的中医知识史研究，特别是包括清代医学知识史在内的明清以降中医知识的演变和建构，从自身的角度对于当今中医知识的认识和省思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这不仅可以打破内外史的学科壁垒，展现跨学科的意趣和价值，也是未来创立相对独立“医史学”的可能路径。

此外，余新忠还特意强调研究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而现有的很多研究真正的新意不够。历史学目前更多关心社会的进步、社会物质的发展等问题，缺乏对于生命苦难的关注，也缺乏对于人的真正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结合世界史学发展的潮流，努力把生命放到历史中来，在对生命的关注中彰显历史的意义。

这一点对于医学史研究者来说尤为重要，随着“红利”的消退，如果不能及时地提出促动大家思考的议题、吸引更多年轻学者加入，那么医学史研究真正融入主流史学就会存在很多困难，或许在下一阶段又回归“小众”境遇。医学史的研究议题必须将文本与“人”密切联系起来，在具体实践和历史语境中认识和理解文本，展示其生命史学的独特意蕴。

医学知识的地域建构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冯玉荣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清代地域医学知识的书写——以钱塘王琦〈医林指月〉为中心的讨论》，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角度，对医学丛书的编纂、流传和阅读进行讨论，进而探究医学知识的地域建构逻辑。

冯玉荣教授

学界一般认为“钱塘医派”的说法，较早见于陈修园（1766-1823）的《医学三字经》，“大作者，推钱塘”；位于杭州吴山的侣山堂为张志聪及其门人高世栻讲学与诊疗场所，集讲学、言经与行医为一体。但冯玉荣发现，与张志聪（1610-1674）毗邻而居的同乡王琦（1696-1774），早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刊印医学丛书《医林指月》时就已收录张志聪、高世栻的著作，并明确指出“闻之耆老，自顺治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间，外郡人称武林为医薮”。

王琦抱疾多年，因感于有价值的医著不得尽传，乃致湮没无闻，因而选编宋、元、明、清时医著十余种，予以校订合刊。从《医林指月》各书跋可得知，其刊刻时间大致集中在乾隆甲申（1764）至乾隆己丑（1769），距王琦去世仅隔四五年。

王琦为每本书均作跋，择选评点之中，直接显露出他对于钱塘区域医学进行谱系化整理的标准与观点。《医学指月》不仅收录圣贤经纶，也以利济为怀，收录有利民之大众读物。其用意，正在书名。他在序中明确强调取佛经《楞严经》中“以手指月示人，人当因其所指，而仰视月轮”，暗示此套丛书是为学者指示学习《灵》、《素》的途径。所收医者，大都以侣山堂为核心的钱塘医者群体。丛书所录各书的排列次序也有讲究，先列《医学真传》，重在正本清源；又列心法、医案之类，重在会通医理；又录《侣山堂类辩》，以彰显研经讲学，医者雅集。理论与实践，尊经与问难，登堂而入室，都有所综合。

在钱塘医学知识的归纳与整理中，《医林指月》并非唯一，但其王琦的编选评点，表明他不仅对张志聪及侣山堂的医风故事熟稔于心，而且对历代医者的学术精义深为理解。经由他整理的《医林指月》，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钱塘医派的内在脉络。后世所推崇的钱塘医派的核心人物，皆在《医林指月》所涉及到的钱塘医者群之列。丛书其余著作虽然不是其所著，但也大多是由他们或门人点评、辑正、参论。晚清钱塘医者仲学辂继续发扬其尊经之旨，并强调“传至修园”，而“大旨悉本侣山堂”。与仲学辂有亲戚关系的余杭章太炎，也对《医林指月》部分著作加以批注。钱塘医者的群体形象在不同文本的叙述中不断叠加，最终构建了二卢、三张，及高、仲等医家的完整序列，直至后世“钱塘医派”的明确提出，医学知识的群体性、地域性不断被层累构建。

冯玉荣总结道，在医学书籍的编辑过程中，本地医籍的编纂者对医学知识归纳梳理是地域医派重构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文本不断整理、传抄、刊刻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较为固定的知识空间，使得这类地域性医学文本的归纳整理过程中，学派的梳理也渐成为可能。

贾瑞与林黛玉之死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研究院副教授刘鹏的报告题目是《惧虚与滥补：从贾瑞与林黛玉之死说起》，从医学视角分析了贾瑞与林黛玉之死与误用温补之药密切相关，进而探究明清时期“温补”之风的成因。

刘鹏副教授

《红楼梦》第十一、十二回详细描写了贾瑞见王熙凤淫心辄起，行欲不成，反被王熙凤捉弄的整个过程。事后贾瑞依然欲火难耐，“他二十来岁人，尚未娶亲，迩来想着凤姐，未免有那指头告了消乏等事；更兼两回冻恼奔波，因此三五下里夹攻，不觉就得了一病。心内发膨胀，口中无滋味，脚下如绵，眼中似醋，黑夜作烧，白昼常倦，下溺连精，嗽痰带血。”

刘鹏指出，从医学角度看，贾瑞手淫无度，精气大亏于下，本当忌用温补，但“百般请医疗治，诸如肉桂、附子、鳖甲、麦冬、玉竹等药，吃了有几十斤下去”。投医不效后，贾瑞的祖父贾代儒往荣国府寻人参来治病。人参补气而性燥，服后会加重原本亢盛之心火，其性燥又能销铄肾精而加重下虚，后果可想而知。

《红楼梦》第三回中载林黛玉初进贾府时，众人见黛玉身体面庞怯弱不胜，知她有不足之症，便问：“常服何药，如何不急为疗治？”黛玉道：“我自来是如此，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到今日未断，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写到林黛玉除了服用人参养荣丸外，还服用鲍太医所开的天王补心丹。

人参养荣丸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当归、熟地黄、白芍、黄芪、肉桂、橘皮、远志、五味子、鲜姜、大枣等组成，整体偏于温补；而天王补心丹源自明代洪基《摄生秘剖》，由人参、茯苓、玄参、丹参、桔梗、远志、当归、五味子、麦冬、天冬、酸枣仁、生地黄组成，补益气血、养心安神。刘鹏指出，这两种药无论对于林黛玉的体质还是她的“肺肾阴虚”之症来说都不合适。

对于贾瑞、林黛玉所患之病，医生为何没有对症下药？刘鹏认为，这与当时社会尤其是官宦富贵之家的补虚之风关系密切。医生、患者等面对疾病所做出的虚弱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虚弱的先入之见，而形成的“想象的虚弱”。在他们看来，疾病就是虚弱的表现。虚就要处以补药，中医补虚用药有寒凉温热之别，寒凉养阴，温热补阳，多数人更倾向于温补，而避忌寒凉。就医学发展而言，明清时期温补学说的兴起，也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对虚弱的重视和对温补的诉求。

此外，刘鹏指出医患双方的心理诉求是温补之风盛行最为关键的内在驱使。用人参来补虚，即使药不对证而致病人死亡，不仅医生可免于患者家属责难，患者家属也以为已经用人参这样昂贵的药物来补虚了，是病人命已至此，有的医者还因顾及同行的评价而补虚以求稳妥。从这个角度而言，给林黛玉服用人参养荣丸、天王补心丹，或许正是医生、患者、患者家属之间心理诉求的一种平衡和妥协。

刘鹏最后总结，当文化模塑、医学论证、个体需求与政治表达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时，这种情形下的滥补之风，因其基于特定的医学理念、社会文化和政治导向而形成，医患双方身处该社会氛围当中，一切似乎显得理所当然，常常在不自觉中选择并不恰当的治疗方案。所以，对中国社会滥补现象的理解与评价，应该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背景，以及传统中医学理论的自身特质。同样，对它的纠正，不能单纯从医学入手，社会文化观念的整体转变也极其重要。

与会学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