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李璐璐

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时，杨士莪（音同鹅）刚刚在上海结束了胆囊炎的治疗，来到青岛疗养。不久之后，他还要到西北工业大学授课。作为一名“水声”专家，多年来，杨士莪不是在海上科考就是奔波于全国各地讲课。

杨士莪是中国水声工程学科奠基人之一。如今，这位耄耋老人仍然承担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担任博士生、硕士生导师，并坚持为本科新生开讲第一课。因为上课时从不坐着，他也被称为“一站到底”的院士。“站着讲课能加上动作，自在又形象。”杨士莪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杨士莪年过九旬，身体虽不如前，但声音洪亮，神采奕奕。“我的作息很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你们爱熬夜的年轻人不一样。”他同记者开着玩笑。白天，除了指导学生作业外，杨士莪还喜欢读书，这是他一辈子的习惯。他的书房里摆放着两面墙的书柜，有专业书籍，还有小说、诗歌、散文、历史作品；有中文书、英文书和俄文书。

“我这么大年纪了，但身体还好，脑袋还不糊涂，还可以继续为国家出力。我这一生感到最欣慰的事，就是我对国家还有那么一点点用。”他说，带着笑意和虔诚。

“一颗种子长起来了”

杨士莪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杨鹤汀是同盟会会员，走教育兴国、实业救国之路，一生致力于创办新式学堂和工厂；父亲杨廷宝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著名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曾主持拟定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杨士莪的名字由祖父所取，出自《诗经》“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寓意生命力顽强。

杨士莪出生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家从天津迁到北京，小学一年级时，“七七事变”爆发，杨士莪与家人一起踏上了逃难之路。年幼的杨士莪目睹了贫困落后旧中国遭受列强欺凌、战火中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在艰苦的环境中，家人依然不忘对孩子们的教育。“逃难时，父母一直带着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着我和姐姐弟弟的书，有小学教材、文学作品、历史故事和自然科学。为了不耽误我们学习，母亲时常给我们讲课，要求我们坚持读书。”在祖父和父亲的殷殷教导下，杨士莪立志要以科技强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杨家举家迁到重庆。“我家附近和学校都修了防空洞，上课时，空袭警报一拉响，我们就躲进防空洞，警报解除后继续上课。”

艰苦的环境并没有磨灭人们的意志，反而激发了大家的斗志。报国的信念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杨士莪心中生根、发芽，他提前一年小学毕业，进入重庆南开中学初中部学习。“抗日最艰难的日子里，张伯苓校长表示，南开要与重庆共存亡。南开精神鼓舞了我，我和同学们以‘为救国和报国而读书’为座右铭，刻苦学习，蓬勃成长。”杨士莪说，“南开中学不仅学习氛围浓厚，学校还经常组织童子军露营，训练我们在各种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高中时，杨士莪将目光投向了清华大学。在选择专业上，父亲告诉杨士莪，选择专业除了考虑到个人兴趣外，也要结合现实生活、国家需要等诸多因素。经过再三思考，杨士莪选择了物理专业。

1947年，杨士莪和好友周光召等人如愿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时学校实行‘通才教育’，选修课没有院系限制，学生可随意选课。除了国文、英文和中国通史是必修外，理工科学生还要选修一门社会科学概论，使我们兼受科学文化和人文知识的熏陶。”杨士莪回忆。物理系名师荟萃，杨士莪师从梅贻琦、周培源、钱三强等名师，不仅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知识，还学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由独立的精神和思想。

杨士莪和同学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我的四个室友中，周光召、高伯龙和我三个人后来当选了院士，像我这种爱玩的，也经常在图书馆看书，一个礼拜大概学习60小时。周光召这种刻苦的，一个礼拜的学习时间都是75小时以上。”

杨士莪曾回顾自己的求学经历，感慨道：“我真是有幸啊，碰到一些好老师、好同学！在名校的学习经历，有机会受到诸多名师的熏陶，并有幸结交到一些优秀的同学；始终宽松的学习环境，给我提供了大量阅读课外书籍、开展各类文娱活动的条件，对我扩大知识领域、全面成长大有裨益。我只是个普通人，不过是遇到了一些好机遇，碰到了好环境。就像一颗种子，掉到一块比较肥沃的土地上，然后又碰上老天爷气候合适，就长起来了。”

与“水”结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抗美援朝思潮的指引下，年轻的杨士莪与几名同学相约，一起报名参军，来到大连海军学校。

杨士莪被分到航海指挥分校物理组任教员，从此与“水”结缘。大连海军学校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所正规海军高等学府，建校伊始，师资力量和物资都严重匮乏，杨士莪的重任之一是和同事一起编写教材，为看懂苏联的相关资料，他还自学了俄语。

当工作渐渐步入正轨时，杨士莪又接受组织安排，调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哈军工）担任助教，来到哈尔滨。在时任院长陈赓的带领下，哈军工轰轰烈烈地建立起来了。杨士莪曾在海军工程系海道测量专科“大地测量”教研室工作，负责“球面天文学”“测量天文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知识空缺，他一边自学，一边前往青岛天文测量站实习。

杨士莪这样回忆当时的授课情况：“由于教师人才奇缺，我们在哈军工最初站上讲台几乎都是现炒现卖。实际上是一边自己学一边辅导别人，相当于头天晚上自学，第二天到课堂上去讲给学生听……我准备“测量天文学”的课程时，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去借教学大纲里提到的参考书，因为都是俄文，就只能翻着字典硬啃，后来越翻越熟，不翻字典也能把那些参考书都看下来了。”

1956年，中国制定了《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聂荣臻元帅主持拟定的《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中，水声与航空、导弹、电子学、雷达、常规武器、军事科学、原子等被列入规划发展的主要项目。

当时，水声科学在我国是空白领域。“水声学简单说就是对水下声学特性的研究——水下声波的产生、辐射、传播、接收和量度，并用以解决与水下目标探测及信息传输有关的各种问题的一门声学分支学科。”杨士莪介绍，“以水声学为理论基础的应用声学工程，可利用声波进行水下探测、定位、导航、识别、通信等需求。新中国成立之初，海防力量薄弱，发展水声学，建立水下反潜探测系统，具有巩固国防的重大意义。”他敏锐地嗅到了水声科学的重要性，决心投身于这一事业。

也是在这个时候，杨士莪获得了前往苏联进修的机会。回忆苏联求学时期，杨士莪说：“我们去的声学所除了理论组、水声室和超声室以外，有两个研究室的门对中国人是紧紧关闭的。一个是声呐设计研究室，另一个是舰船噪声研究室，因为涉及关键军事技术，所以对外方人员始终关闭。”这一现实让杨士莪认识到，技术越发展，保密性就越强，别人即使给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唯一的出路只有尽可能吸收国外先进成果，走自主研制的道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对国防科技工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学到的东西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

这期间，杨士莪有幸参加了中苏联合南海水声科学考察，收获颇丰：“这次考察让我接触到了水声实际的海上工作，水声实验需要什么设备，实验过程怎样安排，怎样获取实验结果……在我脑海中形成了完整的框架。”

1958年，中国科学院向聂荣臻呈报《建立水声研究机构、水声站的报告》。1960年1月16日，中苏联合考察开展，杨士莪担任中方副队长，在相关海区展开了历时85天的水声科学考察。

此后，杨士莪回到哈军工，开展“水声学”相关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水声工程专业，写出了国际上最早集中论述水下噪声机理的著作《水下噪声原理》，出版了国内最早的声学理论著作《声学原理》《水声传播原理》，编写了一系列相关教材……从学习物理学到教授天文学、海道测量专业再到水声学，杨士莪说自己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原先学的东西，在新专业里也有用武之地”。

“口粮不够了，没关系，还有盐”

正当杨士莪专心投入科研时，却不想遇上“文革”，他受到冲击，被关进“牛棚”进行“改造”。幸运的是，杨士莪被安排参与了“两弹一星”事业——为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东风五号”洲际弹道导弹全程飞行实验研制“海上落点水声定位系统”（即“718工程”27分系统）。杨士莪担任该系统的技术总体组组长。

“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我又可以重新拾起工作了。”杨士莪欣喜万分。然而十年动乱期间，国内生产秩序混乱，“我国电子技术水平不高，如何用国产的元器件，在国内进行加工制造，又要保证必须的性能指标，真有点像用泥巴和稻草盖房子，想达到和国外用钢筋和钢化玻璃盖房子一样的效果，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难点”。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杨士莪团队“落点水声测量系统”研制成功。1980年，“东风五号”成功发射，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进行洲际导弹全程试验并获得圆满成功的国家。“落点水声测量系统”不但为中国首次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取得成功作出了贡献，也填补了中国深海水声传播研究和深海水声设备的空白。

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科学的春天降临。“由于资金缺乏、技术欠缺，科研人员只能在近海做水声研究，深海到底什么样，谁也不知道。”杨士莪说，直到十几年后，他才等来了第一次自主深海研究的机会。

1994年，年过花甲的杨士莪担任首席科学家和考察队队长，主导了中国人自己对南海的水声考察。当悬挂着五星红旗、承载近百名科研人员的“勘测三号”和“实验三号”水声科学考察船驶入南海时，杨士莪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中国首次具有战略意义的水声科学综合考察，堪称中国水声界从浅海迈向深海的第一步。”

深海作业区域接近赤道，甲板温度高达70多摄氏度。杨士莪坚守在一线，亲自抱着100多斤的线轴在电缆里穿梭，不分昼夜地工作。

“海上天气阴晴不定，刮风下雨时无法作业，晴天时就要连轴转，大家8个小时换一次班，我就没办法了，要从头盯到尾，不过不要紧，每两个钟头我就会出去转一圈，然后回来休息一两个钟头，再继续。

有时我会唱歌鼓励大家，安抚队员的情绪。”杨士莪笑呵呵地讲述着，“有一次，海试进行到后期，饮用水快用完了，怎么办？大家就想办法把压载水仓里漂着油污的水烧开了喝；口粮不够了，没关系，还有盐，我们白天做实验，晚上捕鱼，就着盐水煮鱼吃”。

这次考察不仅掌握了南海典型海域的水声环境特点及主要参数规律，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更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中国水声事业接班人。

由于在水声学科的杰出贡献，杨士莪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2年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2016年荣获国家海洋局颁发的“终身奉献海洋”奖章。

“我这一生是多么幸运”

60余年来，杨士莪以海为家，在家人眼里，他也是个合格的丈夫、父亲。

杨士莪和夫人谢爱梅自幼相识，多年来鸿雁传书，相知相爱。谢爱梅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先后在东北林学院、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工作。1956年，二人喜结连理。

虽然聚少离多，但夫妻二人感情深厚。杨士莪喜欢骑自行车到课堂给学生讲课，他总是用自行车载着夫人行走在校园间，这成了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里的一道风景。

谢爱梅晚年身体不太好，因脑溢血常年卧床，靠轮椅代步。杨士莪总是亲自为夫人推轮椅。有一次，他的学生想帮他把夫人推进电梯，杨士莪幽默地问：“你有驾照吗？”他推着夫人走出电梯，又说：“看，还是老司机好吧！”

杨士莪在教育子女时非常开明，鼓励孩子独立思考，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决定。在教育学生时，杨士莪说：“上大学要学三件事，做人、做事，最后是学知识。我时常跟学生说，再有名的教授，也不能教给你 一二十年以后的新科技和知识，要靠自己的学习意志和创新能力。”

杨士莪桃李遍天下，他的弟子多数已经成长为相关领域的科研及学术骨干，为中国水声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10年，在杨士莪80岁生日时，上百弟子联名送给他一副对联：“八十载春秋未老，百万里桃李同芳。”杨士莪无比自豪：“你看，我有这样好的弟子，我多么幸运。”

在采访中，杨士莪多次提到“自己很幸运”：幸运的接受了教育并遇到好的老师，幸运的有了为国家做事的机会，幸运的有了接班人……

《杨士莪院士传记》的作者唐晓伟在书中写道：“杨士莪最大的‘幸运’在于，他助推了国家发展，而国家也成就了他，这是‘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理想的和谐状态，这种彼此成全来自两种伟大力量的交织——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而我们的祖国也深深地爱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