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梓睿（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0期

沙盒游戏平台Roblex于2021年3月首次将 “Metaverse（元宇宙）” 概念写入招股书，在“纽交所”交易首日，其公司市值超过400亿美元，随后科技巨头Facebook更名“Meta”，并全面布局“元宇宙”产业；微软发布“Mesh for Microsoft Teams”，通过混合现实技术让团队协作在居家时期也能更有趣、更高效；我国的阿里巴巴、腾讯、网易等互联网科技公司也分别从自己擅长的领域进军“元宇宙”。“元宇宙”之所以得到企业和资本的青睐，简单来看一方面源自新冠疫情下人员的居家隔离现状，迫使国家、市场、企业、家庭必须通过互联网技术打破防疫隔离带来的现实距离，从而继续进行生产生活；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互联网产业红利逐渐消退，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及Web3.0生态的建设让人们看到，想象与游戏中的虚拟世界呼之欲出，数字时代的经济社会转型方向不断明晰。但不同于西方国家将“元宇宙”建构成人们新的彼岸世界，中国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则是要通过数字技术，抵抗由资本扩张逻辑带给人们的交往异化。

回到现实的交往

在传播学视野中，当前研究多从“元宇宙”概念特征展开，从技术发展逻辑与媒介化演变着手，深入分析“元宇宙”所带来的虚拟时空、虚拟主体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如吴江等人认为“元宇宙”是由数字技术构建，而人类以数字身份参与其中并组成数字社会[1]。高奇琦等人认为“元宇宙”更多的是人类现实社会的复刻，同样具有社会属性[2]。当下，众多的学者和机构对“元宇宙”进行多维度以及跨学科的研究，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他们的贡献为后续研究者以及相关产业人员理解“元宇宙”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本文的研究确定了逻辑起点。“元宇宙”不仅描绘了未来人类生存图景，也反映了当前数字技术的创新趋势。但从整体上来看，基于不同的价值追求与发展内涵，“元宇宙”所代表的中国的数字技术发展道路与理论体系构建，必然不会与西方的“Metaverse”进路相一致。因此，中国传播学在对“元宇宙”蕴含的媒介技术以及传播交往等实践活动进行前瞻性思考的同时，更要时不时返回中国现实情况，在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构建“元宇宙”运行所需的技术生态，不断完善“元宇宙”建设与治理所需规则。

从印刷时代到电气化时代，再到数字时代和未来的“元宇宙”时代，媒介技术总是处于无限发展的状态，不同的时代带给人类越来越方便、快捷的交往形式，也在以传播交流支持着人类社会的协作和建构，以人际交往联系着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媒介技术的革新不是开创一个全新传播交流方式，而是将上一时代的媒介形式融于当代的媒介所呈现的内容之中。当前，业界与学界有关“元宇宙”的讨论，大多指向建立一个互通互联的沉浸式虚拟世界，通过技术创建的虚拟身体自然地交流与生活[3]，并通过区块链建立技术背书的信任机制，最大限度地消除了现实当中陌生人之间交往异化的信任顾虑，提高协同效率，推动人们之间深度分工协作，并促进一种普遍的交往[4]。从这个层面看，“元宇宙”就是要超越现实世界，而该概念的火热，也就是要引导人们展开对全新世界的想象，这种想象建立在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之上，科技公司试图通过各种具体技术的呈现，来让人们相信“元宇宙”并非幻想中的乌托邦，而是即将出现并且能够进入的新世界。因此，“元宇宙”中的交往就是将既有人类交流方式以有机的形式，彻底安放在作为整体的虚拟世界之中，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交织。

不容忽略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然超越了其作为交往工具的范畴，成为人与世界的交往中介，在当今世界，我们总是通过也必须通过信息和技术手段来与他者进行交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交往与人的劳动、实践相统一，换句话说，人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构成了总体的现实生活，在两者的辩证运动中塑造了人的类本质与社会的基本样貌。但“元宇宙”却试图充当真实的生活，充当人之交往的全部中介，这是异化现实中人的选择，选择逃避现实并选择以技术带来的虚拟世界代替现实。但技术的发展宗旨又是以人的现实生活为目的，需要人回到现实，付出劳动来维持虚拟世界的运转。因此，当传播学面对“元宇宙”发挥对未来的想象力时，不仅要思索如何将媒介技术用以建构理想的交往社会，也要以反思的视角，看到媒介技术得以发展的逻辑，将技术的运转始终置于现实生活的原则之下。

数字技术对异化交往的强化

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以及劳动二重性的分析，资本逻辑实际上就是资本的扩张逻辑，在利润的驱逐下，资本在扩张过程中必将最大限度地将客观世界“资本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而交往扩大化所依赖的技术可以说正是资本逻辑下的产物，无论是蒸汽机还是互联网，都始终在追求极致的效率，而资本逻辑下的商品生产与交换仰仗效率带给资本尽可能多的循环和增值。卢卡奇在普遍的商品的形式中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规定性，并进而在“普遍的商品形式中看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物化”[6]，洞见到了现实生活中理性的规定形式与非理性的生活内容之间的矛盾。

数字经济使得世界市场进一步繁荣，人们的生产与交往也日渐频繁，但交往的扩大化没有带来交往自由的气息，而是带来了盛行的消费主义。为了维持资本逻辑，人们虚假的需求被疯狂地制造出来，一方面是将人的欲望包装成需要，另一方面是通过消费符号和社会认同来激发人的攀比心理。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欲望的制造和社会认同机制的建构使得人的生活只剩下形式，真实的生活内容则被欲望所吞噬，并且在媒介技术与文化产业的裹挟下，这种异化进一步被放大，通过各种叙事模式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而在生产的环节，数字劳动异化与数字剥削依旧存在，只是被套上了各种新鲜的概念，从而形塑了当下互联网时代异化的生产逻辑与虚假拟态环境[7]。此外，资本在异化消费和生产之后，也将对权力进行追逐。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8]，这也会让资本不遗余力地冲破各种障碍，不断开拓出新兴市场（无论这个市场是现实的还是虚拟的），而资本渗透到社会，进入人的普遍交往实践中，也就会形成一种隐秘的权力，从而追求生产、资源、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主导地位。恩格斯就曾认为“资本为人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社会化开辟了道路，但也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交往异化”[9]。

在这种情况下，“元宇宙”的概念与异化的现实一拍即合。通过大数据、混合现实、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彼此之间的有机结合，改变着人与物理世界的交互方式，并形成一种永续的、实时的且无准入限制的数字新空间，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发展，“元宇宙”也将覆盖人所感知的全部现实世界。数字世界，乃至未来的“元宇宙”一定是异化劳动、数字剥削的新场域。随着数字技术对现实世界更加全面、更加延伸的渗透与融合，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也将为资本增值提供不竭的动力。作为全面立体的虚拟世界，数字技术为消费主义创造新的平台，现实中依据身体需要以及情感需要的消费活动，也将逐步被数字技术所编织的符号系统所取代。此外，作为“元宇宙”数字空间的构建者，资本平台将“产生新的权力关系和政治形式”[10]，而当这种权力不再满足于消费市场，就将给政治权力带来冲击，正如拉尼尔所说“控制的极权主义……成为一种新的宗教”[11]。从现实来看，西方以Facebook为代表，在更名为Meta后，通过智能设备收集关于用户的个人信息、家庭信息，从而由数据驱动的广告分发体系在合法的框架内，能帮助这些互联网公司创造大量的盈利条件，为资本增值提供渠道，也为资本逻辑所演化出来的各种单向度的理性提供发展的空间。

而与西方国家所不同的是，在中国正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一方面通过媒介技术的发展获得更广泛的交往能力，另一方面在异化的现实中坚守人之存在的意义，使中国人民能够在面对资本带来的交往危机中，打开新的可能性，继续守住通往自由交往的道路。

阐释实践：中国社会的交往取向

当下的中国，继美国所发展的互联网信息时代（web1.0）之后，逐渐成为数字时代（web2.0）的引领者，随着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在线生态系统（web3.0）与“元宇宙”的到来，摆在中国面前的，绝不是由资本逻辑演变而来的技术乌托邦，而是在现实中，通过技术的演化逐步解决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从而不断拔高现实生活的高度。

单从数字传播现状来看，互联网传播缺少行之有效的“把关”环节，区块链更是将一种信息传播的责任感抹去。当下的数字传播只是在放大人们所生存的社会，拉近客观世界中的时空距离，但并不会因技术进步自觉形成一种理想的且非异化的交往，反而是基于现实中的权力关系形成一种交往的秩序。换句话说，我们并不能依靠数字技术带来传播能力的扩大，而自然形成一种更为理性的交流方式。

而阐释实践正好能成为这样一种交往逻辑，马克思确立的人的类本质是生产与再生产的实践交往活动，而阐释实践就是要通过交往，以每个人的特殊性（阐释学中的前结构）作为不同的角度切入信息背后的现实世界，在得出自己的理解后，在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中遇到他人的理解，从而组成一种辩证的历史时空：线性时间经由阐释实践成为循环时间；客观空间也由阐释者的多样性存在构成现实的生存空间。由特殊性的个体与普遍的人之交往实践所组成的社会与历史关系，才是现实生活意义的来源，将生活拔高至乌托邦的高度，从而不断将对生活彼岸的幻想，在此岸实现，不是进入一个新世界，而是始终改变着我们所生存的世界。

美国学者佩蒂格鲁和特罗普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可以通过接触异质性人群、异质性信息、异质性观念来克服对异质信息的偏见[12]。而国内学者虞鑫、王金鹏则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算法带来的“信息茧房”效应，会随着用户对算法平台的使用时间增长而减轻[13]。也就是说，在现实的交往活动中，并不能忽略个人对于信息理解与阐释的主观能动性，数字技术扩大了交往能力，但并不意味着技术就一定会将人变为可计算、可掌控的对象。反而，我们能够看到在B站、豆瓣、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越来越多的学者、专业人士及某领域的爱好者，会就某件事基于自己的视域发表观点，而数字技术借助文字、视频、直播等形式将这类个人化的阐释实践传播给尽可能多的他人。举例来看，国内有很多传播学学者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号，成为“博主”，发布基础传播学课程，分享自己对某社会热点事件的观点等内容，从而收获几万乃至几十万关注者，关注者通过弹幕和评论，就“博主”的内容或他人的评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博主”则通过回复或制作新的视频来就他人的观点进行新的阐释。每一段交往关系中的人，来自社会的各个群体以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传播技术的发展，终将满足人们某种交往需求，从而将个体化的表达统一于普遍性的人类交往中。不可避免的是，少部分人的行为与话语不被社会主流观念认可，但通过多样性的个人进行自我选择、筛选等实践，自然会形成一种排序、认可或批判，这也是由于个人的理解会被他人的阐释所扬弃接受，个体阐释的多样性最终会融于作为整体的阐释实践中。而对于国家所必须行使的社会治理的职责来看，在不断完善法律、制度等强制手段后，要着力保障交往的开放性，并积极参与进作为整体的阐释实践中，以强话语、多层次的方式输出主流意识，在开放交往的前提下，引导人民群众进行阐释实践，进而在个体交往与自主选择中，拥护主流意识，成就普遍的善。

结  语

当前，对传播媒介的研究，要始终着眼于数字技术的特性，探寻如何通过技术解决个体在交往中所遇到的问题。这就要求我国的数字技术发展之路，既大力建设体验层面上的应用开发与内容生产行业体系及各类开发工具与平台运营管理，又建构工业、文旅、教育、医疗、物流等各个细分领域与数字技术的紧密结合。扩大技术桥梁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新世界的结构，而是要成为多样化交往的中介，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技术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要求。“元宇宙”或许并不只是资本炒作出来的概念，其中所具有的技术特性的的确确能够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而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这一技术乌托邦。在中国的全面现代化进程中，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所走的是从我们自身出发，以我们自己为绝对目的的道路，不断将现象生活拔高，成为国家与人民发展的希望，也在与其关联中不断创造人类的历史。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孔梓睿.反思“元宇宙”：中国数字时代交往逻辑探讨[J].青年记者,2023(10):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