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科（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21期

 问题的提出

讨论当下中国新闻职业的再发展，需首先思考关乎行业生存与职业发展的宏观环境之变。宏观之变表现为三点：数字革命的变革、信息认知范式的转换和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调整。

数字革命是个宽谱系概念，跨越了人类四次工业革命（蒸汽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中的后两个阶段——信息革命的后半段及智能革命的前半段内涵，它的外在表现之一便是数字化转型。数字革命的三个特征“变动性、碎片化和平台化”，都对新闻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第一，变动性。革命意味着重建社会秩序，会对传统的利益结构形成挑战。数字新闻学的构建不可避免会对传统新闻业进行重构并升级，并在“变”与“不变”中寻找新的动态平衡。第二，碎片化。在数字技术的赋能加持下，算法为每个人生成个性化消费界面，整体意义的世界分身为无数平行世界；用户生成内容则加剧了数字世界的碎片化分裂，数字消费者亦是生产者，传统新闻业的信息集散中心的地位被瓦解。第三，平台化。平台型企业逐渐汇聚了核心数字化生产要素如算法、数据和算力等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并率先制定了数字化转型的方案及实践。数字广场的众声喧哗伴随着平台化企业的强势影响，传统新闻业的“声音”和“生意”被稀释。新闻职业发展的命运将会随着数字革命的内涵变化而起伏。

早期新闻业在通信科学“信源、信宿、信道和信号”的认知基础上，建立起新闻生产机制，并借助传播效果的研究，完成了复杂的新闻建构现实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信息生产的知识流程和商业化服务的职业基模。而数字革命通过数字孪生等手段打开了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结界”，也打开了对“信息”本质理解的新窗口。

如何理解“信息”，具有认识和实践一体化的意义，如何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提示下重新认知“信息”，成了打开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中“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大门钥匙。新闻职业最初的发展在认识论基础上源于对信息的传统理解。关于“信息”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主要从立足于“信源”到立足于“信号”，再到立足于“信宿”的信息理解过程。这三类基本的信息理解为信息认知范式转换奠定了基础，将三类信息理解看作三个“桥墩”，就可以架起超越普遍的信息编码理解的“桥梁”。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中，信息的“感受性关系”日益开显：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而是一种基于物能的感受性关系，其成熟形态即信宿和信源间的感受性关系过程。信息的基本特性主要包括信息的创生性、涌现性、相互性和共享性。作为基本信息事实，信息的基本特性与信息的感受性关系理解构成了双向阐释，不仅在信息层次彰显了感性实践，而且可望为意识之谜的破解和人工智能的通用化发展，为人类更彻底地认识自己提供信息层次的理论和实践一体化基础。新闻业作为专业化信息传播的职业，应在新的“感受性关系”中重新找寻职业定位，在对信息的“创生性、涌现性、相互性和共享性”理解中重构生产流程和机制。因此，需要在更新理解“信息”内涵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新闻业。

中国新闻职业的发展，还受国家战略布局这一重要因素的影响。“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调整，对我国传统的新闻业和新兴的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新闻职业研究的核心是围绕着新闻的职业化和职业自主性的概念，建构排他性的专业权利和知识体系，以及对管辖权的争夺等问题。而今的情景下要求新闻职业的发展跳出自身的狭小范畴，不仅要思考经济发展问题，更要在政治站位上具有国家发展眼界。彭增军认为当前新闻业有两大危机：其一是经济危机，关于新闻业作为一个行业的生存与发展；其二是职业危机，即新闻作为一种职业的社会认同，一句话，新闻人的专业性和社会价值体现在哪里？他认为社会产品的生产者和服务者通过职业化来界定与消费者的社会界限及距离。这是一种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的产生、维系与再生产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而现在的新闻业变成了“没有新闻人的新闻业”，因“公共性让位于商业性、新闻人编辑权让渡于技术和算法，职业地位和上升通道丧失”使得新闻人的职业认同产生危机，甚至职业认同与职业操作完全相悖。这一源自业界的观察与分析结论都是从新闻职业自身的视角来总结，但这种来自业界的危机认知还没有触及更深层的全球职业环境和生态的变迁，如果加入更多的职业生态的变量，新闻职业的危机恐怕远不止于此。

另一个与中国新闻职业发展相关的事实是全球新闻学研究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集中表现——关于全球新闻的认识论主要依靠采集代表全世界的“少数国家”的证据而来，基于此又建构起了关于新闻学知识的起源与本质，以及关于它的普遍性和概括性的假设，继而这些认识论会指导具体的新闻实践。但我们知道所有的知识生产、权威认可及传播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所有的认知都诞生于镶嵌在政治和经济环境之中具体的社会关系里。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以数字、信息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平台更新及认知论转型的客观环境之变，尤其是中国不断提高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需要建构一套新闻学“去西方化”的职业计划和全球性新闻视角的根本理论体系。方法就是要以中国当下的国内外新闻实践为对象，通过深度描述该“非西方”语境，重建全球新闻的认识论维度。赫尔曼·沃瑟曼和阿诺德 ·德比尔在一篇题为《朝向“去西方化”的新闻研究》的论文中提及，“这样的路径会带领我们发现，对真相和知识的主张（按照它们在西方社会中的理解）可能有不同的做法（比如通过表演性或主观性，而不是客观性和理性），或者这样的主张甚至可能并不是非西方新闻身份的核心，因此必须重新思考这个核心的分类法”。这意味着以混合体、区域性、全球性-地方性为表现特征的全球化，呼唤建立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体制差异的、具备“全面且相互比较的”特征的全球性新闻学，而不是“西方的”新闻学。中国新闻职业的发展应以建构的全球性新闻学为指引，走出对标西方的“规范化”和作为“他者”印证自由媒介体制的亚洲样本，中国的新闻职业的国际化取向应致力于建构“全球性、包容性和对话性”的国际环境和跨国对话。

如何在数字革命的时代浪潮里、信息认知论范式的转变中、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的战略调整下重新审视中国新闻职业的发展，是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问题。接下来本文将从职业社会学视角，基于“专业技能”“职业生态系统”“混杂型伦理规范”三个视角来展开论述。

 数字新闻业职业化的内核：重新发现专业技能

为何选取“专业技能”而非“专业化”来作为观察新闻职业的一个维度，原因之一是“专业化”与“专业主义”概念一样，界限模糊不清，核心定义总处于不断辩论中。新闻业与理想类型的医疗、法律等“自由”职业不同的是，新闻业并没有“基于从长期的特定训练中获得体制性知识和学说”的高门槛，也就是说专业化与正式训练之间并无强相关性。并且因“西方自由主义”媒介模式被视为衡量其他媒介体制的规范，“专业化”的本质也经常被推论为等同于“客观性”或者“政治中立性”。原因之二则是衡量专业化的维度仍过于宽泛。哈林和曼奇尼在《比较媒介体制》一书中，将专业化聚焦在“自治、独特的专业规范和公共服务取向”三个维度上，自治被视为专业化的核心，被认为是对工作过程施加更大控制的正当性的关键；独特的专业规范被视为将“用某种生活方式、伦理规约、自我意识的身份和对局外人的障碍，将其自身水平地组织起来的”共享规范；而公共服务取向则是事关新闻“公共信任（信托）”的主张与伦理基础。自治可被视为专业控制力，专业规范是内部共享规则，公共服务是外部宣称，都带有自我建构的整体应然判断的成分，无法观察职业发展中的诸多动态因素，新闻职业的发展与专业化程度的关系是过程与阶段性特征的关系，观察新闻业职业化的过程，“专业化”没有“专业技能”概念更恰当。

专业技能是职业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指每个职业通过发展其学术性知识和工作场所中的实践经验所积累和创造的技能。专业技能是职业高质量发展和创新的基础，产生于社会劳动分工，又是一种具有合法性与垄断性的专业化商品，其社会基础不仅是学术知识，也是职业日常生活工作中的诊断、推理、治疗等社会过程。关注专业技能更能观察转型实践过程中的新闻生产日常和新的知识系统的生成。

当代的职业社会学，对于专业技能的理解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新韦伯主义学派所提出的市场控制论，该学派认为职业工作是一种商品，职业是通过有目标的“职业计划”来使得自己提供的商品的价值获得社会认可，从而和非专业人士所能做的类似工作相区别，形成独特有价值的服务市场。虽然该派强调了专业技能的商品化，但是没有探究其社会建构过程，“将关注重点放在了实现职业垄断——即韦伯所谓的‘社会封闭’——的各种机构性机制上，如学院教育、行业垄断、职业伦理等”，却忽略了对工作需求和日常工作的有效控制。

考虑到职业和工作之间关联的，是第二种芝加哥学派所提出的职业系统论。该学派起初基于休斯关于“自然史”的论述，认为职业也是通过彼此之间关于工作的互动而自然演进的；其后阿伯特从生态理论的视角出发，提出了“管辖权”概念，将职业视为一个通过管辖权冲突而发展的生态系统，其中的每个职业基于其专业技能提出对某项工作的管辖权要求，然后彼此之间形成管辖权解决方案。从职业的垄断到职业之间管辖权的冲突，不仅是从职业本体走向职业间性的观察，也打开了通过职业间的管辖权之争观察新闻业实践的视角。

专业技能源自对日常核心工作的合法性控制，以保障职业自主性。而这种合法性控制的根基是职业的学术知识系统，学术知识的制度化是形成专业技能的关键过程。过于简单或过于复杂的学术知识都会削弱对工作的合法性控制。通过“诊断”将进入职业工作范畴的新事务纳入职业学术知识系统内，再通过“推理”和“治疗”两个行为获得该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三个基本行为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发展出应对解决新闻业转型新问题、生成新技能的途径。显然超越分工论、超越职业商品论，芝加哥学派对于专业技能的思考，更关注职业工作的系统性知识体系和成熟的诊断、推理和治疗的社会过程，这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更吻合。

但是，在数字革命的浪潮里，首先终结的是传统的新闻生产流程及知识体系，旧的专业技能已经不能满足数字新闻业对专业技能的新要求。传统的新闻生产活动的主体是封闭的新闻职业群体，缺少开放性。有学者将传统的新闻生产过程比作炒菜做饭，“新闻工作者是职业厨师，而厨房则是新闻编辑室，经营模式是大食堂、大锅饭，谢绝点菜，吃什么厨子说了算，而且定点定时”。但数字革命打破了这一封闭的生产流程：即新闻记者在新闻生产中的主导地位被稀释。“迭代新闻”“众包新闻”“众筹新闻”等新新闻形式，都在强调公众对新闻生产过程的影响。新闻从一种传递信息且符合专业规范的特定叙事文本，逐渐汇入平台化和规模化的大众信息商品产消体系。在这样一个开放流程中，对记者的要求已经不是简单的“采写”，而是要对涌进来的各种“非专业”信息进行专业性辨识及整合，单靠以往的采写能力无法调和信息激增、公众介入环境下的新闻生产。

第二个改变是知识体系的改变。技术介入对新闻记者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化技术涵盖了新闻生产的全部流程，这在大幅提高新闻生产效率、丰富新闻呈现形式、增强新闻推送针对性的同时，意味着以往作为“传输工具”的技术成为离不了的“生产工具”。记者不光要有文字功底，还要熟练了解和使用新型媒介技术。这一变化已经体现在了不少高校的新闻学专业课程中。数字革命带来的这两种变化，不仅深刻影响了新闻业的专业知识体系，也变革了新闻职业“诊断、推理、治疗”的整套职业生产流程，继而促成了专业技能的迭代。

 数字新闻业职业化的环境：“内生性”职业生态系统

当前，中国新闻业内外部均已发生深刻变化，不断从垄断封闭走向开放多元，一个全新的新闻职业生态系统正在成型。学者刘思达在思考新发展格局下的当代中国职业时，不止一次提及新闻业，其中有一段描述特别耐人寻味：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记者和编辑曾经对信息业务领域的新闻报道工作有很强的垄断性，新闻职业在准入资格、行业协会、职业伦理等市场控制的重要方面也都具有较高的行业标准和社会封闭性。然而，随着近年来网络和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新闻职业的社会封闭性也大大降低了，信息业务领域的职业生态呈现出高度多元化的状况，导致专业记者和编辑在这个关于信息的“职业生态圈”中的管辖权逐步收缩，职业地位也有明显下降。与此同时，网络写手、视频主播、“自媒体”编辑、网络营销员等各种新兴职业层出不穷，在信息业务领域的职业生态圈里形成了许多新的社会互动形态和职业群体之间的新型“食物链”。

首先，中国新闻工作或新闻职业有垄断性和社会封闭性，新闻工作者须持记者证（国家认证）上岗，媒体也分为不同的资质，并非所有媒体都拥有采编资质；党报和市场化媒体只是分工不同，在信息业务领域曾有垄断的壁垒。其次，在网络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冲击下，信息业务领域出现了职业生态圈，生态圈中同领域的不同职业开始互动，形成新的“食物链”，迫使新闻职业收缩了管辖权。新闻职业的发展将要在信息业务领域生态圈中寻找新的机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就必须形成具有较强“内生性”的国内职业生态系统，既不能过度依赖来自国外的专业技能和组织结构，又不能受到国家、客户、组织等职业系统外部行为主体和制度的过度干预。所谓“内生性” （endogeneity），是指一个生态系统的社会结构主要由其内部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所产生，而对来自外部的环境或行为主体的依赖性较弱。但“内生性”概念难免有封闭之嫌，也许用系统内“内生外联”的概念，更能准确概括这种防止系统外过多干涉，而又加强系统内互动的状态。

“内生性”职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与阿伯特的职业系统论既有一定联系，也有明显区别。阿伯特提出的“管辖权”，将职业视为一个通过管辖权冲突而发展的生态系统，其中的每个职业基于其专业技能提出对某项工作的管辖权要求，然后彼此之间形成管辖权解决方案。要理解一个职业的管辖权，需将这个职业放入职业生态系统的某一具体业务领域中考察。虽然职业系统论对于竞争和均衡都有所论述，但过分强调了职业管辖权中的竞争和冲突，即管辖权的“边界划分”（boundary making）过程。这个理论倾向沿袭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把竞争作为最根本的社会互动过程的学术传统。但事实上，在职业的日常互动过程中，合作与竞争是相辅相成的，劳动分工的社会基础就是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内生性”职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虽然也承认职业对于工作有垄断倾向，但更关注同一业务领域内部的管辖权冲突和定界（boundary work）过程。

要解释这些来自职业系统外部的行为主体对职业管辖权的影响，就必须超越管辖权冲突的基本范式，认真对待职业之间管辖权边界的模糊性以及国家对职业管辖权的维系与调控，即所谓“边界混合”（boundary blurring）与“边界维系”（boundary maintenance）过程。国内大循环中的劳动分工形态正是在这些职业管辖权的定界过程所产生的各种管辖权变化和流动中逐渐形成的。职业之间的各种生态圈和食物链正是通过具体业务领域中的定界和交换过程逐渐形成的。

新闻业必须跨越传统的塑造专业权威和管辖边界的方式，在职业生态系统中寻找同一领域内职业互融的发展之路。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业并无高深的知识门槛，但新闻从业者通过叙事、修辞等技巧建构了自身在公众认知中的专业性和权威。新闻业既通过话语策略，也通过结构性资源（政治、经济、法律等）建构了自身的职业边界和权威地位，彼时新闻职业权威性难以撼动，新闻职业边界较为清晰。而此时，技术赋权深刻影响新闻生产，媒介机构不再是阐释新闻事件的唯一主体，新闻的价值和意义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不断重构，新闻边界日益模糊。互联网重构了新闻业面对的矛盾和张力，新媒体技术提升了新闻业的透明度和参与度，导致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面临着来自新闻业内外的严重威胁，新闻生态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新闻职业的社会封闭性大大降低，信息业务领域的职业生态呈现出高度多元化的状况，导致专业记者和编辑在这个关于信息的职业生态圈中的管辖权逐步收缩，职业地位也有明显下降。新闻媒体应该借鉴和超越其他各类平台媒体及“自媒体”的技术手法，通过“职业退守”的方式，即一个职业中地位和声望较高的从业者会放弃对专业技能和工作“纯洁性”较低的事务的管辖权，从而让自己能在更纯粹的职业环境里工作，让渡出基本信息收集、反馈和互动的编辑功能，而强化自身的事实核查、舆论引导、信息辨识等核心专业技能，用提升“精品化”发展和提高工作“纯洁性”的方式来重塑职业权威，在差异中寻找发展互补的共识，以其“基本面”凸显“专业化”的可贵。

内生性职业生态系统同时提醒新闻业要关注两个问题：（１）不同职业及其他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力与资源交换；（２）国家、组织等外部行为主体对职业系统内生性的影响。除了管辖权定界之外，形成职业生态圈和“食物链”的另一个关键过程是交换，包括各职业之间的交换以及职业与国家等外部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换。定界是一个在职业之间划分和确立“领地”的过程，而交换则通过权力和资源的流动把职业生活中的不同行为主体联系在一起，形成各种“食物链”，从而实现职业生态圈内权力资源的循环和再生产。不同职业之间会通过资源交换而形成寄生、共生等各种生态关系，并影响职业管辖权的定界。

中国新闻职业地位的提高能通过新韦伯主义的市场控制论达到吗？也即通过控制培养职业服务人员的生产过程和控制提供服务的生产过程来实现，更通俗地讲，能通过学术教育、行业准入及通过控制行业协会和职业伦理来实现吗？以上的市场控制有个假设前提：新闻业是完全独立的市场化企业，新闻行业协会是高度自治的法人团体，新闻业能自然形成高度垄断的专业技能知识体系和操作门槛，能为市场提供满足需求的服务。很显然，中国的职业市场，包括新闻业不是一个市场主导的社会封闭过程，而是一个国家主导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人员培养质量，还是提高职业服务质量，都是在国家的宏观规划和日常规范下实现的。

在任何社会，国家都扮演着塑造媒介体制的重要角色。只不过在干预的形式上有所差别。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就是最典型最重要的国家干预形式，只不过由于媒介体制不同，国家干预受限制的情况会有不同。除了媒介所有权、资助和管制议题外，国家作为一种信息来源和新闻的“首要定义者”，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职业市场垄断的单一化路径和封闭性假设，对于中国新闻职业发展的引领是有问题的。“自媒体”和网络主播是凭借技术赋权而发声的信息传播的主体，是流动和开放的，无需进行职业化或者建立严苛的制度化的准入机制，可以视为信息传播领域中不同协作分工的职业，既然是生态圈中的不同分工，新闻职业从业者就不必惊呼“狼来了”，可以从国家规范的角度，通过国家的合理调控，超越狭隘的行业利益，优先照顾公共利益，从舆论引导、新闻选择和价值引领等建设性的角度，在职业生态圈中以“严肃、权威、核查和引领”为特征重建新闻媒体的权威性，而将休闲、娱乐等信息传播的相关职业交由国家宏观调控，使其拱卫于专业媒体周围，不是将政治娱乐化，而是用娱乐性反衬严肃性。

国家对职业生态系统的调控，也利于传媒业的纾困突围。例如媒体融合方面，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自此媒体融合从媒体的自救行为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国家战略，媒体融合正式从行业逻辑转变为政治逻辑，国家对于媒体融合和转型的规划和规范使其逐渐步入正轨并取得重大成果。

此外，新闻职业从业者提升专业技能、保持高质量发展，除重视国家规范外，还需注意各类科层化组织现象和新闻职业生态系统外部环境因素。

我国媒体的组织框架以科层为主要特点，传媒集团的组织发展战略、业务经营活动等长期存在诸如经营收入单一化（广告收入）、经营手段行政化、产业经营行为机关化等较普遍的情况。现有规制传统媒体的外围制度——传媒管理制度是基于传统媒体的特性而设计，其与新兴媒体的基因存在着质的冲突。新闻职业从业者要实现专业技能的提高，也必须走出科层制带来的禁锢，走出结构性困境，革新落后的内部管理制度。

从新闻职业生态系统外部环境因素方面来看，利润的驱使导致许多媒体对发行量和收视率过度强调，近年来网媒对广告收入的竞争加重了传统媒体的运营压力，更加深了市场的他治性影响。不可否认，专业媒体的文化权威以及对职业规范的坚持，为新闻生产提供了一定的自治性力量，但它们也容易受到政经权力的他治性力量的影响。而随着民粹主义在全球崛起和新闻生产分发的透明化，来自公众的极端批评日益频繁地介入新闻生产和扩散过程，挑战新闻人的文化权威和自主性。近年来国内媒体因遭到公众批评而主动或被迫修改乃至删除报道的案例不时出现。网民或公众对个人或机构的辱骂与贬低，似乎逾越了传统的媒介批评范畴：它们不遵守理性、文明等公共言说规范，也无意于参与或推动富有成效的对话，这类批评会对记者造成生理伤害或心理创伤，甚至有可能引发自我审查和寒蝉效应，蚕食新闻业的自主性与专业权威。以上职业生态圈中的外部力量和环境因素，会从职业自主性及自我认同方面影响新闻职业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新闻业职业化的灵魂：混杂型新闻伦理规范

中国新闻职业发展，也面临着中国职业发展国际化所遭遇的两难困境。其一，专业技能和职业服务的国际化意味着对“全球性规范”的遵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标准；其二，中国自主原创的知识体系想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就须超越西方标准，走出既符合中国文化国情又能接轨国际标准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创造性破坏”曾是突破这种两难困境的方法，在掌握源自欧美的全球化规范之后，通过反向制度创新和扩散进行传播。专业技能的创新既是中国职业国际化的条件之一，同时也是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无论是职业国际化，还是职业发展，都需审视专业技能的认识论基础，在跨文化和跨国传播过程中，认识论基础直接决定了跨文化的可能性，也决定了在职业生态系统中构建相互理解的职业规范。

新闻伦理规范是新闻职业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价值取向、道德表现与日常行为品德规范等的总和。它是将整个新闻业水平地整合起来的共识规范，在职业社会学中，职业伦理规范也是专业技能的认识论基础。刘思达认为，同工程、信息技术等认识论基础具有较强的普适性、科学性的行业相比，新闻、教育、法律、艺术等行业的认识论基础则更偏向规范性、审美性。以规范性为底色的新闻职业伦理体系，在面对着行业巨大变革时也就更容易出现规范混杂与融合的现象。

从职业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从职业实践中发展出来的职业伦理，是提高职业服务质量、提高行业门槛进而实现“职业垄断”的职业蓝图的重要部分。深入考察当今社会新闻生产传播实践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一套对外更具独特性、对内更具整合约束力的混合型的新闻伦理规范，有助于当下新闻职业的发展。

传统的新闻职业伦理建基于传统新闻业实践，其认识论基础有三个特征。其一是特殊化的职业属性，因其发端于报人实践，规范于行业协会。其二是规约落后于新闻实践的发展。其三是缺乏源头性的理论支撑，高度依赖于政治。传统的新闻职业伦理已不能规约当今新闻业现实。

当下的新闻实践从新闻生产主体、生产流程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从新闻生产的主体来看，媒介技术赋权普通民众，成为传播环境中不容被忽视的“非职业群体”，职业传播的主流声音中出现底噪，溢出职业伦理规范的范畴，形成了新闻职业伦理的冲突。这种冲突来源于传统新闻伦理的职业封闭性与公众常识、常理、常情的脱节，观照到这种脱节，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面向未来的新闻伦理体系。

从具体的新闻生产流程来看，传统的新闻职业伦理规范内容极大落后于信息技术对现实的改造。AIGC、数据新闻、算法推荐分别从生成端、呈现端、分发端对传统新闻生产流程进行了变革。数字技术引发的新闻生产变革是新闻业底层生产力的突破性革新，具有从“0”到“1”的突破性意义。如以AIGC为代表的高效的、便捷“傻瓜”式的信息生产技术指数级增加了社会流通中的信息量，冲击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客观中立立场、用户数据隐私保护、新闻业公平竞争生态。沉浸式、可交互的新闻呈现方式如VR新闻，不仅在不断还原“媒介即人的延伸”的感官体验，还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人的感官体验，易沉浸更易迷失。但其存在着拟像与真实的模糊、议程和话语的遮蔽、情感和思维的偏移等伦理风险。以算法推荐为代表的信息分发方式，极大提升了信息分发效率，但带来的是数据安全隐患与信息茧房效应。有关算法推荐的伦理风险研究更是数不胜数。因此，当下数字新闻伦理的最大挑战在于新闻推送技术化、新闻获取社交化、新闻形态视听化和新闻消费快餐化共同带来的高质量新闻缺失。

数字新闻伦理的研究虽然进行了诸多前沿问题的探索与描述，但仍存在整体性问题：缺乏基础理论和核心议题的研究创新，尤其是受众深度参与传受机制的数字媒体新闻伦理规范亟待深入研究；新闻伦理研究个案式案例评析和批判研究多，整体性学理建构研究少，缺少系统化的学科体系建设，业界与学界“两张皮”。故需要针对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重建一种混杂型的新闻伦理。

重建的混杂型新闻伦理的第一要义，便是观照多样的新闻实践主体，扩大新闻伦理规范的约束范围。是分而治之，职业的归职业，非职业的归非职业，还是选取最大公约数作为规范的标准？有学者认为，当下的新新闻伦理，要在个体化转型的基础上不忽视理性维度的重要性。如“公众新闻伦理”积极关注个体的情感体验，而非专业人士强调的“客观性”；社会公众对微观命运的关注甚于对宏观社会福祉的关注等。混合的职业伦理就要在坚守客观性、社会责任的基础上接纳“个体情感”和“微观关怀”，从而扩大自身的约束范围。信息传播领域的不同职业和劳动分工，应根据所处职业生态圈的位置和职责，建立最小行业自律和最大公共责任同心圆式的伦理规范。新闻职业则要强化自身的事实核查、舆论引导、信息辨识等核心专业技能。

重建的混杂型新闻伦理的第二要义，是思考对技术立规还是对人立规？常江提出，数字新闻时代要以“社会责任”作为新闻伦理道义论的基础，要以“人本主义”应对技术冲击、效率至上带来的人文缺失和功利主义，要以“美德原则”应对实践中的新闻业社会责任和与记者个人美德标准之间的冲突。人工智能可否以伦理主体的身份加入新闻伦理规约的范畴？有学者认为，即便当下的人工智能在新闻业中的应用使得其具备了一定的主体特征，但从实践维度和价值维度来看，人工智能的伦理主体地位仍不成立。因此，必须建立起机构主体和个人主体的新闻伦理协同关系，在新新闻伦理的构建中充分体现“人是媒介的尺度”这一观念。因此，即便技术乱花渐欲迷人眼，立规的对象仍是人和人的活动。

重建的混杂型新闻伦理的第三要义，是如何在具体法律规范制定中，对技术、传播秩序和制度、安全问题做更深入的思考。国家已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因技术变革而产生的个人信息保护、内容治理、平台治理、技术治理等问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与伦理规范在规范范围、强制效力等方面虽不同，但法律的制定为实践问题打“补丁”的思路可以为思考伦理问题提供方向。

因此，混杂型新闻伦理其实包含三个逻辑：行业生态逻辑、信息技术逻辑和法律治理逻辑。混杂型新闻伦理构建在重视对机构和人的约束的同时，必须观照技术本身的特点和技术发展逻辑，将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短期、长期、表层、深层的影响纳入考量范围，提高规范的“科学性”，并以法律规约的视角从解决现实问题延伸至杜绝隐患问题。

此外，混杂型新闻伦理构建要充分照顾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信仰的民众，做到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以克里斯琴为代表的媒介伦理学家一直想推动建立具有普适性的媒介伦理规范，即建立以“真实、人类尊严、非暴力”为原生规范的数字时代全球原生的媒介伦理体系。“我选择‘原生规范’这个词，正是为了使我的普适准则区别于西方的绝对主义和避免落入文化帝国主义的窠臼中。‘原生’意味着内在、基底，‘原生规范’也是起点，是伦理推理的基础。”这是新闻伦理跨越文化区隔形成共识的基础。人类确实有共通的情感价值，如人道主义、追求真相、伸张正义等。但完全超脱国家和地区限制去构想全球新闻伦理，只强调全球性与普适性，并不给本国、本地区足够的关切，容易成为浮在空中的同情。民族、国家的价值观与全球共同体理想价值观之间需要保持足够的张力。在足够尊重本国家、本民族和本地的现实基础上，在激发民族自尊、自强、自爱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超越地域文化的尊重。这也是混杂型新闻伦理进行国际对话的基础和源头。

 结  语

中国新闻职业的发展，从专业技能的角度而言，是不断在新闻业数字化转型实践中通过“诊断、推理、治疗”方式进行自主性知识生产和划界工作；在内生性职业生态系统中通过与同一领域不同职业之间的互动，在管辖权的博弈与协商中，重构混杂型的新闻伦理规范，平衡“职业生态圈”中的专业技能与职业声望。从信息认知论的角度而言，是在“感受性关系”中重新找寻职业定位，在对信息的“创生性、涌现性、相互性和共享性”理解中重构新闻生产流程和机制。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角度而言，则是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以国家利益和职业生态发展为宗旨对中国新闻职业文化进行重塑和建构。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陈科.中国数字新闻业的职业化：内核、语境与伦理[J].青年记者,2023(21):2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