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昱辰（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学术发展部主任）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4期

伴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互联网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与融合，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数字媒介时代。交往与沟通，作为新闻传播学的核心议题，正在数字媒介时代展现出新的面貌。数字交往，不仅仅意味着中心化的大众传播模式被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传播、交流所颠覆，更意味着以数字为形态的传播和交往已经成为现实社会的根本构成动力。

当数字交往已经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处境时，其带来的各种问题也开始被学者们所重视。对社会抱有良好愿景的多数学者，或多或少都会采用批判性的视角介入当下的数字交往现实。情感隐匿、娱乐倾向、理性缺失等等大众媒介时代的老问题又再次浮现，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意。以政治经济学、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经典批判理论，也成为学者们乐于借用的重要理论资源和理论工具。这些不同学派的批判理论通过揭露制度和文化中的霸权对社会（如奴役、不平等、压迫等）的制造和复制，批判和揭露扭曲的社会现实，启蒙人的自觉、反抗的意识和能力，将之导向公正、自由。于是，如何用理性反抗感性、用高级文化打败低级文化（娱乐）等，仍是新闻传播学者们乐于讨论的主题。这些讨论非常有意义，但是大多还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主义、精英主义的立场，延续着文化工业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的旧有理论范式，面对数字交往的新变化，即便不是完全失效，也往往有些力不从心。

正如学者黄旦所指出的，以数字设施为基础，以数字交往为动力，以数据、信息为原料，世界已经被转化为一种媒介，以互联互通为关系形态的一个动态的综合的沟通体。因此，数字交往，就不仅仅是借助数字技术的交往，更是以数字技术为尺度的新型交往。面对着数字交往带来的人类存在方式的革命，批判理论何以可能，又何以可为？

 数字交往与信息秩序：超越人与人的交往

牛津大学学者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在对“生态圈”（biosphere）概念进行改造的基础上，提出“信息圈”（infosphere）概念，用来指称数字交往依赖的新媒介形态和新生态系统。信息与通信技术正在极大地改变我们的设计，它们正在创造新的现实，并推动着对世界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信息化解读。”斯各特·拉什（Scott Lash）更是以“信息社会”来理解和讨论当前社会。如果说我们熟悉的后现代主义、风险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等理论主要是在讲失序、碎片化、非理性，那么信息社会理论则同时探讨当代人所经历到的（新的）秩序与失序，而最极端的失序（非理性）往往是秩序（理性）的无心之果。因此，信息社会主要不是指信息生产取代了商品生产的社会，也不是指知识或信息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社会，而是指“社会”的原则被“信息”的原则取代了的一种秩序。

在社会原则还未被信息原则取代的信息时代之前，人类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媒介是叙事、律诗、论说、绘画，如今则是讯息或者通信。与传统形态的“有灵韵的”媒介，如剧场、小说、诗歌或电影等相比，如今扮演信息传递沟通角色的媒介，已不再以“再现”(re-presented)为本务，而是以“表现”(presentation)为主要特质。如果说传统的“再现媒介”文本以完整的叙事形态、激动人心的情节、逻辑清晰的论述企图再现及巩固传统社会的价值观，那么当代以信息为主要内容的“表现媒介”的特质却是“健忘”的。报纸上不断更新的新闻、电视屏幕里转瞬即逝的画面、互联网上不同网页内携带的破碎信息以及手机中琐碎的内容等都是这种“健忘”特质的体现。因此，这些媒介使得人们的沟通、传播实践不再必然是完整且有意义的，反而常常是破碎的、凌乱的。在信息性的媒介中，传播不为彰显特定意义，它们连通其距离遥远的空间，却直接得不给有意义的调和留下任何时间。因此，拉什将表现媒介戏称为“大众传播非媒介”(mass immedia of communication)。信息技术所呈现的信息具有的短暂的使用寿命及快速变化的特质，使得使用者不再具有反思能力。因为信息技术的主导，信息的传播与接收显得机械而漫无目的，而信息是否建构了什么内容或意义，则变得无关紧要。当人们生活在“表现媒介”环境中，以一种“消遣”而非“沉思”的模式接受它们之际，消费的是大量缺乏“深义”的符号。信息社会中的主体，不是有机的个人使用着有意义的语言，而是机械性的网络传递无生命的信息流。

与主导传播媒介的变化相伴的是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拉什指出，在信息社会之前，权力的运作大体是论说性的，系属于机械生产工具之类的财产，而进入信息社会后，权力运作大体是信息性的，系属于以专利、版权和商标形式存在的知识财产。因此，不仅反抗是非线性的，权力也成为非线性的——因为权力不再主要是教育性的或叙事性的，而变成主要是表演性的。它不是通过线性的论说或意识形态的反思性论证而是通过信息、通信的直接性来运作。高度理性化和知识密集的生产导致了一种信息扩散和流动的准无政府状态，这种信息的失序产生了属于它自己的权力关系——信息秩序。在信息秩序中，权力通常是通过排除而非剥削进行的。关键性的关系比较不是在一个个国家之内，而是坐落于不同国家的全球性都市之间。国家的制造业社会将注意力聚焦于主体(the subject)，而全球信息社会中，物(object)获得了一种新的自主性，他们在其全球性的流动当中渐渐逃脱了意向，逃离了主体的管辖权。生活形式越来越信息化，它脱离了“有机的”性质而采取了网络的形式。

如果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交往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个层面，是体现人的总体活动之关系性的概括性范畴，那么数字媒介时代的数字交往，已经不仅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和精神交往，人与人、人与非人、非人与非人之间的关联都应被纳入数字交往的考量范畴中来。因此，数字交往不仅仅意味着人类借助数字工具来交往，更意味着信息成为本体，它们在相遇互动、处理转变中构成了我们生存的环境。

 传统批判理论的困境

20世纪的批判理论曾高举揭露意识形态的大旗，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机制、生产形式、科层组织、文本策略以及论述、权力为主题，一方面批判资本化社会中的“物化”现象，另一方面批判工业社会中的工具理性。而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政治经济学派等的批判理论彰显威力的基本条件，在拉什看来，恰恰在于前信息社会是再现的时代，媒介领域和社会领域相互分离。在再现的时代，文化是一个分离的领域，媒介能够孤立于社会生活以及经济生活之外。因此，社会理论解释媒介，文化理论阐释媒介，而且都能展现出充分的理论洞察力。

然而，信息社会不是再现的时代，而是表现的时代，沟通、传播、交往的常态就是碎片化的、非理性的，再现时代珍视的完整意义、理性讨论等反而是非常态的。更关键的是，媒介从分离的领域降落到社会事务的核心位置，包括媒介在内的文化上层建筑成为经济基础的重要部分。媒介变得不再是再现而是物，是技术。与此相伴的是，我们的生命/生活形式变得越来越具有科技性。在科技的生命/生活形式中，我们通过科技体系去感知世界。作为人类，我们越来越多地成为人机(有机-科技)接口，连接着有机体系和科技体系。批判理论所依据的反身性，在信息时代不再是隔离的而是在行动中被赋形的(incarnated)，而知识则是被反身性地系属(reflexively tied)于行动、表达、事件之上。由于知识与实践之间不再有任何距离，知不再是对行的反省，行同时也就是知。知行合一不仅仅是愿景，而是信息社会和数字交往的常态。因此，包括批判理论在内的社会理论也必须在实践中被赋形。知解(sense-making)和知识变成是与日常行动无法分割的、属于日常行动的评注和给说法。人们在数字沟通中必须融合思想与实践。由此，反身性变成了实践，变成了沟通。

拉什将西方批判理论的传统分为辨证论和怀疑论两类。怀疑论源出康德，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和福柯、拉康、勒维纳斯、德里达等。辨证论代表人物则涵盖了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卢卡奇、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前者探讨工具理性界域和纯粹实践理性界域的不可妥协，而后者则会寻找解决或者至少是对两种界域的一套诠释。

然而，拉什认为辨证论和怀疑论这两种批判理论的传统都建立于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根本的二元论之上，都预设了一个先验的思想界域，都停留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层面上，这种二元思考模式非常适合于前信息社会。这些历史上的批判理论需要有先验/超越、隔绝的另外一个空间以使批判性的反思从中启动，而前信息社会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然而，在信息社会中，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使破碎的、偶发的、中介的沟通行动成为常规。信息秩序已经抹灭并吞噬了经典批判理论赖以启动的先验/超越的空间，也使经典批判理论面对信息社会和数字沟通捉襟见肘。在意识形态批判中，辨证论是历史、社会和传统中主体的根基，差异理论的怀疑论根源在于所指和能指的对立，而在信息社会，我们无法从“差异”的政治符号学中找到批判的出路，我们需要用新的批判方式打破表达的、对话的方式。

 面对数字沟通的信息批判

在数字沟通环境中，批判理论在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文化产物时，本身也变成是信息性的，不能再高踞在先验的领域中进行反思，而必须附加为信息时代内在的与全球的行动者网络的一个“补充”。在这个全面信息内在性——在其中不再有所谓的“外界”存在，任何事物的存在的可能性也都没有根本的或先验/超验的前提条件——之中，批判如何得以可能？

另外，电脑、手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将信息逻辑变成了社会逻辑和文化逻辑。数字媒介为今日世界中的信息提供了模型、建立了范式。数字沟通环境中的社会和理论日益受到媒介范式的支配，媒介理论范式将“媒介/新媒介”置于研究的中心，社会和文化遵循着媒介逻辑并将自身转变成为技术形式或设备。因此，社会理论也越来越多地向媒介理论看齐，批判理论越来越多地成为媒介理论。拉什提醒我们，可以抛弃先验的思考模式，而采取一个以“日常生活”为出发点的批判路径。面对信息社会和数字沟通，信息批判不再能够是先验/超越的，尽管还是一样的反实证主义，它必须转变为经验性的，变得更加温和审慎。信息批判的对象不再是牢固的理性本体，而是新社会形态里流动、拔根、中介化、时空压缩的信息秩序。与聚焦资本、工具理性的传统批判理论不同，信息批判关注的焦点是信息文化的生产在高度技术化、资本化社会中如何重新建构空间与时间观，更进而影响社会关系的形成。面对数字沟通的信息批判关注“失序”现象，对象却由“资本”转换为“信息”，潜在的主要对话者也由马克思转变为麦克卢汉等媒介理论家。

受媒介理论的启发，面对数字沟通，批判理论必须从意识形态批判转向信息批判。信息批判以流动的、非线性的网络社会为主体，而批判的主角，是以“表现”为本务，结合信息传播媒介的新形势的信息传播科技。信息批判既不是辨证的也不是悖论的，与意识形态或霸权没有太大关系，信息批判不发生在符号中，而发生在现实中、日常生活中。面对数字沟通，信息批判重点恐怕不是符号与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也不是想象的共同体的问题，实则超过了民族和个人的、符号与现实沟通的空间。如前所述，信息批判最重要的不是根植于“差异”之中，而在于社会性。

信息批判的重要意义是：信息秩序是无法逃逸的，它不再给我们一个在它之外的立足之地。但作为补充并无所遁逃地在信息媒介中运行，批判能够对信息的重组、科技之物及其边界的重塑、具私有财产性质的事物与不具私有财产性质的事物之分做出贡献。

在一个信息冷漠普遍化的年代，信息批判作为积极的实践依旧可以改变现状。从意识形态批判转向信息批判，推进与媒介理论的对话和协作，将有助于重塑批判理论的生命力。在信息批判的发展中，以认知和改进交流沟通为本职的新闻传播学者也将发挥更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作用。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张昱辰.数字交往与批判理论重构：从意识形态批判到信息批[J].青年记者,2023(04):2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