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俊卫（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赵明珠（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9期

“滤镜”最初作为一种传统摄影附件工具，主要是用于摄影时的校正、调整等。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算法技术将影像美化功能内嵌于各类拍摄App之中，使得“滤镜”脱离原初物理光学功能而成为一种影像美化术，即“数字滤镜”。数字滤镜“一键美化”的便捷操作使得滤镜影像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呈现方式，也促成数字滤镜社交的盛行。但数字滤镜一方面赋予人们社交自信与表达动力，另一方面模糊了真实与虚幻的边界，形成视觉幻境，带来身份焦虑、行为偏狭等负面影响。因此，在数字滤镜普及化、日常化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数字影像传播的幻像制造，成为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滤镜”演化

“滤镜”的概念最早来源于照相机摄影器材附件的“滤光镜”，其主要作用是帮助摄影师实现理想化效果。20世纪80年代Photoshop等图片编辑软件出现，通过设置参数，使图片可以后期美化。与此同时，数码相机也内置滤镜功能，通过设定夜景、肖像等模式，来增强拍摄效果。真正的数字滤镜则起始于2010年上线的社交媒体平台Instagram，将包括对比度、清晰度、明暗度等复杂参数设置其中，使图片或影像在成像的同时就能获得满意效果，这种便捷化使普通人也能拍摄出看似专业的图片或影像，从而推动社交视觉化的风行。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数字滤镜更深度融入人们的社交生活，以自拍、直播等运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场景，达到对现实生活场景的美化。数字滤镜不只是人们呈现自我和现实世界的方式，更成为一种建构自我和世界的手段。

数字“滤镜”的演化，其实质是人们视觉感知的不断扩张，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视觉化社交，再造了交往场景与空间，重塑了社会文化，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后果。正如库利的“镜中我”理论认为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是一面镜子，个人则透过这面镜子来认识自我，调适自我。在虚拟社交中，美化后的图片更容易得到他人的积极评价，人们更倾向于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此外，“颜值即正义”的认知催化也是人们在社交平台使用滤镜的重要因素，因为人常常会受到社会认知的影响而产生适应性行为。除了图像本身的视觉美化之外，其与地理位置的美化结合起来则会使“理想中的生活”有更实在的依托。人们在滤镜前竭尽所能的表演，都是在表达自己被“仰视”的期待。当人们习惯了滤镜带来的幻像之后，还会认为其所制造的幻像才是合乎常理的存在。

 数字“滤镜”影像传播的幻像制造

数字滤镜赋予人们技术资源去实现理想化的自我呈现，以小红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以“标记我的生活”为指导鼓励用户随时随地分享生活内容，在商业逻辑的主导之下，用户的各种信息成为公开展示的“数字展品”。在“展品”的呈现中，影像的呈现是核心。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关于“现代之本质”的论述认为，世界被图像化即是世界被人们把握为图像，人们通过视觉图像形成世界观。以小红书为例，用户在首页展示的是图片或视频，点开之后最先呈现的也是图片而非文字。图像在观众的印象形成中既是第一印象，也是核心印象，这就使得内容发布者更加注重图像的修饰与塑造，而滤镜则提供了一种低成本实现的方法。

“拟态环境”理论认为，人们通过媒体去了解自己感知能力以外的事物，已不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应，而是对媒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的反应，人们往往忽视媒体对于现实的加工，反而将“拟态环境”当作客观环境本身来看。社交媒体平台上人们用滤镜搭建起来的影像社会，如同一种新型的“拟态环境”，这个巨大的视觉幻境遵循商业逻辑确立编码规则，平台负责推动规则的运行与普及。用户则充当着接受者和执行者的角色，通过基于滤镜的理想化生活建构，在无意识中参与了对于幻境的筑造。

（一）自我展演，主动建构。在影像社会，影像的输出比单纯的文字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自我建构往往也是以影像为基础，形成日常性交往实践。在“看图识人”而建立社交圈层的当下，人们利用滤镜“一键成像”暴露或者放大自己生活的片段以吸引观众，甚至自己“制造”生活现实。滤镜技术的赋权，使大众在单一、雷同的舞台中进行着类似的表演。

用户看似在利用滤镜表达自我，但实则是在平台编码规则中执行某种固定的审美定式。如同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将芸芸众生都比作演员，社交媒体内容呈现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场表演，用户进行公开展示时，会根据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审美取向进行滤镜的选择与使用。再加之平台算法的推荐作用，滤镜会在社交媒体平台形成一种风格化的传播，构成一种同质化审美的圈层。用户利用类似的滤镜主动参与到圈层中的资源互换中来，在建构理想自我的同时成为圈层链中的一环，在不知不觉中推动了同质化审美的潮流，参与了视觉幻境的建构。

（二）自我隐藏，反向呈现。自我隐藏也是在社交媒体平台自我展演的一种滤镜策略。自我隐藏是用户对社交媒体平台上已发布内容的主动删除或隐藏，可理解为内容的主动性缺失。牛津大学研究者伯尼·霍根认为，社交媒体平台中的自我呈现从舞台表演变成自我的“展览厅”，人们则成为自己社交主页的“策展人”，不仅拥有主动展示的权利，还拥有调整、撤回“展品”的权利，从而对自己的数字形象进行更新、完善，用户这种自我过滤也具有自我形象呈现的滤镜意义。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隐藏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常态化的印象管理策略。例如，小红书用户可以随时修改自己的头像、主页背景等基本信息，或对过往笔记进行修改、删除。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并没有展示更多的内容，但对于既有内容的调整也会改变观众对其的感知，使现有的表演更加真实和完美，自我隐藏也起到了一种反向建构的滤镜幻像效果。

（三）模糊现实，幻像显现。戈夫曼将人类日常生活的场所比作戏剧表演中的“舞台”，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展示理想化、社会化的自我，具有相对严格的秩序和规则；而“后台”远离观众，没有太多规则的束缚和限制，行为也相对自然、真实。社交媒体与此不同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被放置在网络中，成为演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人们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内容看似专属于“后台”，但实际上是在“前台”表演，受到“前台”场景规则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则会掉进前台、后台模糊的怪圈，难辨内容是否真实客观，将“演出内容”与现实世界混淆。

现实与虚拟的混淆会让用户沉浸于视觉幻境之中，实现以“镜中我”为核心的自我认知。从拉康的凝视理论来看，自我的把握与完形是借助于对镜像的凝视、观看而形成的，用户在凝视经滤镜修饰的内容时，会将对现实的认知建立在滤镜的基础之上。而这种自我认知往往会指导自身作出与现实场景规则不符的行为，用户在建构自我、对外展出及完善呈现的过程中，终究还是迷失在幻境之中，沦为制造并沉溺于幻境的一员。

 数字“滤镜”视觉幻像生产的隐忧

用户作为视觉幻境的制造者完成了对于幻境的建构，但真正主导并推动幻境发展的是资本方和平台方。用户将这种幻境看作一种理想现实，但由于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一旦沉溺其中就无法准确把握客观世界，从而带来一系列隐忧。

（一）利益驱动下的内容失真。社交媒体作为关系型媒介，是以“关系”作为内容传播的核心中介，而社交媒体关系的建立是以用户的接入为基础，进而产生内容、服务、资本等的连接，实现利益的创造。对于平台方而言，对用户注意力的吸引则是用户接入的前提。美国学者迈克尔·戈德海伯提出的“注意力经济”认为获取消费者的注意力最为重要，在社交媒体中如何从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符合大众审美且抓人眼球的内容就成了平台推荐的首选，而滤镜则作为有效手段参与到相关内容的生产中。

滤镜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固然能吸引大量用户，实现社交平台利益的扩大化，但由此带来的“影像茧房”则可能使用户沉浸于以滤镜为底色的影像世界，并对现实产生错误判断。在平台算法机制和用户的内容生产作用下，如果大量滤镜化影像与现实差距太大，内容推荐就会失去原有的功能性意义，用户也会在一次次的滤镜破碎中对平台失去信任而流失。

（二）幻像沉溺下的行为迷失。滤镜制造的不仅是个人化的幻境，也会弥散为社会化的幻境。梅罗维茨认为“电子媒介能促成原来不同情境的合并”，在社交媒体中，虚拟空间与记忆空间、现实空间逐渐融合，于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随处可见的美好被看作普遍化的现实，人们将身份焦虑暂时隐藏，满足自我被认可、被赞美的需求。因此，“知假发假”就成为社交媒体用户一种暂时性的慰藉，这种慰藉背后，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焦虑以及渴望被肯定的需求，而这些则进一步推动着人们沉溺于幻境当中，难以抽离。

社交媒体平台幻境固然能暂时疗愈大众，但其中充斥着真假难辨的图景，使人们难以在幻像与现实间作出区分，甚至会混淆两者。另外，过度沉溺于幻境中的理想自我，可能会削弱人们在现实中的行动力。因为一旦自我美化的需要在虚拟空间中得到满足，人们往往会弱化在现实中对于美好的追逐，而人们对于滤镜的使用如果频繁被现实击碎，滤镜行为则变相成为一种“欺骗行为”。因此，一味沉溺于幻境，只会让用户在滤镜的狂欢之中迷失自我。

（三）消费文化下的审美偏狭。滤镜也是一种文化消费的典型方式。在消费文化渗透下，滤镜逐渐符号化，成为大众审美的象征。尽管消费社会的审美趋势逐渐视觉化、多样化，但对于滤镜使用者而言，滤镜对用户的审美也进行了相应的限制。换言之，用户只是被给予了一种工具，而工具的功能和使用范围却不由自己主宰。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消费社会中个体的自恋，并不是对独特性的享受，而是集体特征的折射。曾独立于日常生活的审美活动也开始日常化、世俗化，作为一种消费手段的经济活动参与到大众日常生活中。

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表演经历着消费文化的驯化，消费文化正是利用其所掌控的编码权利来操纵大众的审美方式。在大众文化的渗透之下，用户在不觉间习得了相应的审美规则，并按照这套规则去进行审美活动，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对于流行价值观的理解。而在社交场中，在“沉默的螺旋”及群体感染的作用下，同质化的审美会被推动、放大，变得更加主流化，限制着其他小众化、个性化的审美趣味。真正的独特与个性被一步步吞噬，用户的审美就像流水线上生产的商品，成了机械复制时代的牺牲品。

 数字“滤镜”幻像治理的三重维度

社交媒体平台中视觉幻像的传播给用户带来暂时从现实抽离的快感，但同时，幻像传播以及个体的沉溺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甚至影响到了人们在现实中的日常生活实践。因此，有效解决视觉幻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提升社交媒体价值的重要一环。

（一）优化算法：重塑品牌价值。算法推荐在推动数字滤镜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在影响用户内容接触的同时，还影响着用户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方式。算法可让用户定制更为个性化内容。但同时，用户也可能会困于自己的“兴趣”中，形成“信息茧房”。算法看似是中立客观的存在，但编写算法的人并非中立，因此算法的存在必定携带着人的偏向。鉴于此，平台在设计算法功能、决定算法模式时就更应当注意将技术与人文相结合，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求平衡。平台当以人作为技术发展的基础考量，服务于用户的情感需求和价值需求。

对算法的价值内核进行“扩容”、以“技术向善”作为算法发展的基础底色，是对算法进行优化、维护品牌价值和用户利益的主要思路。首先算法推荐在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同时，应实现信息供给的多元化，避免因信息的“偏态”影响用户对于现实的认知与判断。其次，应避免让某种算法模式成为用户的唯一选择，要将多样性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方向。平台应以人为基本尺度，向用户展示美好景象的同时还要将现实还原给用户。

（二）理性归位：提升价值水准。用户作为视觉幻像建构的关键角色，理性看待所接收到的内容，能够有效避免浅层刺激带来的认知影响，提高社交媒体对于个体的利用价值。而要在幻像中保持理性，坚守个人价值评判标准，用户首先就要意识到“自我把关”的重要性，增强个人信息管理能力。这不仅是自身媒介素养的体现，更关系着个人价值观的形成，也能避免成为技术幻像制造的“帮凶”。此外，跳出“算法舒适圈”的围困，了解算法的动作机制也是用户得以摆脱“影像茧房”的重要途径。在“自我把关”和主动“内容定制”的作用之下，用户个人信息环境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让技术服务个体而非主宰个体。

（三）粉碎幻像：重构文化景观。社交媒体平台的视觉幻境存在于社会的大环境之中，除了算法优化和用户的自我规制，更重要的是从外部环境入手。对于滤镜的符号化、圈层化等问题，更需要文化环境的整体改善，只有多方合作，从个体到整体的合力才能粉碎幻像。平台与社会商业资本在制定编码规则中不能仅考虑自身利益，还要重视审美环境的多元化发展，倡导审美规则的多元化、提倡审美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此外，平台与商业资本作为主导者在引导消费文化时，要注意用户深层诉求，避免一味迎合浅层的视觉化、娱乐化需求。这就要求其注重人文关怀，关注人的生存发展状态。只有整体的文化环境宽松，用户的审美思想才会更加包容，才能从根本上粉碎幻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文为湖北省教研项目“基于融媒体传播的新闻专业‘课程群+工作坊’产学研用合作培养人才研究”（编号：2021215）阶段性成果】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路俊卫,赵明珠.滤镜破碎：数字影像幻像制造及治理[J].青年记者,2023(09):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