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高密度城市定义为：建成区范围内，由集聚效应的显著作用乃至加剧推动而引起以人口集聚为核心，伴随土地利用、经济、交通等高密度的要素交错复合，呈现出紧凑、集约运营状态的城市。

（1）已有指标综述

学界对高密度城市的筛选进行了深入探讨，对高密度城市的判定是以人口密度为核心指标，同时运用社会经济指标和空间指标共同量化城市的紧凑程度，从而多维度地衡量城市密度发展的态势。

（2）城市密度指标选取及划分标准

本文采用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表征城市密度，计算方式分别为城市人口与建成区面积的比值、非农产业产值与建成区面积的比值。人口密度参照李和平等的研究进行划分，经济密度没有公认标准，因此基于全国2019年城市截面数据采用自然断点法对其进行自然分类。

来源：笔者自制。

（3）筛选结果

高密度城市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和中部。东部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策支持下，率先进行城镇化发展并达到较高水平，符合人口向发达城市汇聚的发展规律，高密度城市在此背景下涌现。西部也有部分高密度城市，例如西宁、重庆等，多以山地城市为主，高程及起伏度较高，土地资源有限使得人口汇集，加剧人口密度并产生资本集聚。

本文旨在探究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特征，深入剖析高密度城市内部各类型公园建设水平是对公园在不同高密度条件下演变差异本质的揭示。主要从“城市高密度的主导类型”和“城市高密度化的进展速度”两个维度，分别对2019年的高密度城市进行分类。

依据高密度主导类型的划分结果

来源：笔者自制。

依据高密度化进展速度的划分结果

来源：笔者自制。

2.3  高密度城市发展概况

依据1996—2019年高密度城市的面板数据，人口、经济密度发展趋势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6—2008年），经济密度增高与人口密度降低并行。该阶段建成区的粗放式扩张，导致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持续下降；高密度城市有劳动力密集和产业集聚的有利条件，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全国。

第二阶段（2008—2019年），人口密度趋于平稳，经济密度显著增长。这一阶段人口规模增长速率减缓，使得人口和用地二者关系维持相对稳定，说明人口高密度趋势已基本形成；同时受工业、服务业高增速、高质量发展的叠加作用，经济密度增速显著，体现高密度城市的发展优势。

高密度城市人口及经济密度变化图

在依据科学性、可获得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基于“人地关系”视角以公园率和人均公园面积反映公园与用地、人口之间的匹配关系，基于“密度特征”视角以公园平均规模和公园密度反映公园的布局情况。

来源：笔者自制。

3.2  高密度城市公园整体建设水平特征分析

3.2.1  2019年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

呈现“人均少、规模小、个数多、密度高”的特征。公园率为10.96%、公园密度为47个/百km²，相较于非高密度城市有较大优势，但人均公园面积、公园平均规模较小。由此可见，高密度城市在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及生态利用方面合理高效，有限的用地促成了公园的高密度布局，在空间上广泛的服务覆盖度也益于人们使用游憩空间。但由于高密度城市庞大的人口基数对绿色空间的需求较大，公园建设的供给端和需求端存在错位，高密度城市公园面积的人均享有量较低。

3.2.2  1996—2019年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的动态演变特征

第一阶段（1996—2005年），高密度城市的公园建设快速提升。该时期高密度城市的经济密度增长较快，因而高密度城市有足够的经济水平投入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我国处于用地粗放增长阶段，高密度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高于全国平均速度，公园建设以经济支撑为基础、以用地扩张为踏板得以迅速发展，从而实现公园规模、个数的不断增长。

第二阶段（2006—2013年），高密度城市的公园建设增速减缓。该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升，高密度城市用地放弃“粗放扩张”，人口密度的降低趋于平稳，公园增量方式的转型面临瓶颈；同时由于经济高密度的吸引力致使中、低密度城市人口流向高密度城市，巨大的使用需求致使公园建设面临“提质增量”的考验。

第三阶段（2014—2019年），高密度城市的公园建设稳步推进。该阶段高密度城市的公园建设摆脱旧思路，在“生态可持续”的方针政策背景下，充分考虑“用地紧凑”的发展特征，高密度城市着力开拓中小尺度公园，并进行快速填充式发展，以增加公园个数推动公园总量的增长，使得公园配置持续优化，且体现出较大的发展潜力。

高、中、低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演变图

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与城市密度动态演变对照表

来源：笔者自制。

3.3  各类型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特征分析

3.3.1  2019年各类型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

（1）“人经极高”型公园密度远超其余类型，“进程平稳”型公园平均规模最大。公园率、公园密度的双高实质反映了该类型公园建设的高共享性，是高密度城市人口、资本集聚到高水平阶段产生的必然现象。“进程平稳”型各公园指标较为均衡，该类型城市的公园建设能够协调“人口与用地”“个数与规模”的发展关系，表明平稳的高密度进程有利于游憩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2019年各类型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

来源：笔者自制。

（2）经济密度是影响高密度化进展速度不同分类的重要因素。经济密度在早期对公园建设水平有较大影响，但当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公园建设的影响程度逐步减小，而人口密度对公园建设的影响逐渐增强。

来源：笔者自制。

3.3.2  1996—2019年各类型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的动态演变特征

（1）基于高密度主导类型：“人经极高”型城市公园格局紧密高效，“人经双高”型城市公园的规模与个数配比关系最为协调。

“人经极高”型城市拥有极佳的区位、政策等优势，城镇化水平较高，在公园建设上率先拓展新思路。

“人经双高”型城市以公园面积增量带动公园个数扩张，在人口和经济密度达到较高发展水平后逐步注重公园建设质量。

“经高主导”型为“人经双高”型发展的前一阶段，人口集聚带来经济优势后，进阶产生“马太效应”，引发优质人口的“二次吸引”。优质的游憩空间是“二次吸引”的重要影响因素，但“经高主导”型城市的公园率、公园面积、公园平均规模增长较缓，其公园配置未能充分把握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机遇，公园建设模式亟待转变和突破。

不同高密度主导类型城市公园建设水平演变图

来源：笔者自绘。

（2）基于高密度化进展速度：“进程较快”型城市公园建设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进程平稳”型城市至高密度阶段由公园率与公园密度驱动发展为主。

在早期受益于集聚效应进入高密度阶段后，“进程较快”型城市获得较强的综合竞争力，极大促进公园发展。由于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利用，城市路网、基础设施等密度快速增加甚至趋于饱和，小体量公园更易与高密度城市空间灵活镶嵌布局，亦提升了游憩空间的可达性与公园间的连接度。“见缝插绿”式的“高密度、小规模”发展模式是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有效、科学的途径。

“进程平稳”型城市得益于城市高密度进程中公园的快速增置及其面积的翻倍式增长，公园密度、公园率在进入高密度阶段的增速远超其余类型。城市密度的提升催生公园建设布局逐渐产生集约化、规模化效应，在跨越高密度拐点后叠加作用更为显著。

“进程较缓”型城市在中低密度阶段受制于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仍呈局部的大规模建设，在近3年迈入高密度阶段后，城市紧凑发展模式的转变使得公园建设趋向以多数量、小规模特征推动。该类型城市迈入高密度阶段后，更应充分考虑如何“低碳绿色发展”，从需求侧倒逼公园建设模式转型，避免公园建设与城市发展失衡。

不同高密度进程速度的城市公园建设水平演变图

来源：笔者自绘。

（1）重密度、重配置。当下我国高密度城市公园的建设总体上以个数扩张推动绿量的增加，却对公园规划欠缺基础性的整体把控。

①转变空间利用方式，以统筹增质代替单一的个数填充。

②强化公园配置的基础要素，以公园建设带动城市更新。

（2）重系统、重需求。从高密度化进程速度及密度主导类型来看，城市发展肌理和公园结构布局存在差异。

①整合城市绿斑，构建符合高密度特性的公园体系。

②转换公园建设模式为“需求侧导向”，缓和“人口集聚”需求与“用地紧凑”供给间矛盾。

（3）重低碳、重效能。“碳达峰、碳中和”对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出新要求。

①提升公园体系的绿色碳汇效能。

②以增强碳补偿实力为导向，更新公园建设低碳化发展模式。